选了两篇文章,组合在一起,不知可否代表现实情况。如何破局,需要大智慧。我们只是中国经济的啦啦队!

中国的确面临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大汉帝国渐进衰落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结束于本世纪2020年左右,错过这个时期,中国可能沦为未来全球社会“人人可以榨汁的鲜果园”。

文|江濡山

最近两个多月从南亚到中亚的专项调研,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状况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如果要说实话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得以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千秋功业;如果实现不了,则会大大透支国家的“精气神”。


从目前情形看,这一宏大的战略构想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心理弥绊和现实困难,特别是不同层面的利益纠葛和投资“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亟待采取有效策略予以破解。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各关联国:戒备心态不可避免、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法律纠纷不可避免。

我的团队先后四次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中亚和南亚多个国家的“跨境投资项目落地环境及投资策略”的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参加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有关财团的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比照发现: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从实施策略,基础准备,到资源配置,项目的投前评审和投后管理等方面,已经暴露出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些问题本应及早预防规避,最终却酿成夹生饭,损失不小且进退两难。

前不久,参加由国家某个重要部门召集,由多个部委代表,十几家大型央企代表参加的《“一带一路”与中亚五国需求对接座谈会》时,来自央企和民间的海外投资代表们,谈到的很多问题更是令人纠结。

特别是陕西中亚商会会长吉延伟女士和中石油海外投资项目安保负责人,谈到中国企业投资中亚五国后遇到的诸多安全问题时,流露出焦虑而无奈的情绪,因为他们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是海外投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把控和解决的,急需中央政府出面才有可能调停。比如,中亚五国一些国家的警察,盲目“抓捕”中国商务代表入狱,找茬敲诈中国商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些问题,或许国家政府领导者层面早有“共识”,但中亚五国地方权势官僚却不予理睬,甚至唱双簧,一些中国投资机构,即使采取一些灰色打点策略,既定的事情也很难落实到位。这些国家既有典型的集权特征,也有地方权势腐败的“潜规则”。

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和把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呢?在此,摘要介绍一下我们于2015年年初主持完成的《未来十年:亚洲投资变局》研究报告中,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关联性较强的一些观点。

正确认知中国在亚洲利益格局的定位

摘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以及日益强大的跨国财团,如果不顺应历史大势及规律合理确定本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利益定位,就会错失“全球化大趋势大背景下全球利益重构”的重大机遇。

解读:中国的确面临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大汉帝国渐进衰落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结束与本世纪2020年左右,错过这个时期,中国可能沦为未来全球社会“人人可以榨汁的鲜果园”。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实际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糟践了大量资源,二是浪费了真正与世界看齐比肩的机会。新一届领袖集团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发展战略,时机还不算太晚,出发点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一带一路”战略公开亮相以前,是否运筹并恰当定位好了未来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在全球社会到底应该扮演且能够扮演好怎样的角色,以及中国在未来全球利益格局中恰当的利益定位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方可明确中国在亚洲的角色及利益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可以通过外交策略来敲定的,也不是智库幕僚人士私下可以密谋的,应当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一是能否有效协调好各国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并策略地化解基层民意顾虑;二是是否遵循了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及国际市场规律。脱离这两条基本规则,很多美好的愿望也只能停留在梦想境地。

“一带一路”的思维定式是否能够顺应历史大势?

摘要:有不少人士恭维中国“一代一路”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如果按照“马歇尔计划”思维来运筹和认知中国高层的“一带一路”战略,出发点就错了。

一是错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上世纪冷战前后的主权国家及民族利益至上的历史特征,已经大大褪色,特别是大国之间已经大幅度衰减这种“对抗”思维,未来全球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对抗”,越来越以全球公众利益诉求为主导,互联网时代的民族的、主权的利益如何有效融入全球化利益,才是更崇高的政治使命;

二是错在思维定式有错位,马歇尔计划是政治思维主导的计划,“一带一路”则不能以“政治思维”思维为主导,而应以“顺应全球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的思维为主导,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正在调整思维方式。

解读:中国“一带一路”从谋划运筹到出笼实施,都是中国“一个人在战斗”,虽然这个计划涉及多达约六十个国家,但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高层和民众,对这个看起来“庞然”的计划,如何认知和对待呢?说几句礼貌客气话,表示一下赞赏态度是可以的,但是若涉及到具体而深层的利益接触,则首先引起的不是合作心理,而是防备和逆反心态。

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和张骞出使,讲讲美好的故事当然可以,若玩真的,就得好好掂量一下。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带钱出海、布施天下”的心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更加令其“畏惧”。

因为此举既要符合人性法则、也要符合市场规律,你想干什么、想要什么,路人皆知。忽悠别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把自己忽悠进去了。从中国目前情形看,国家及地方权力机构,很多人并没有“深刻领悟”最高层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尚未形成国内中高层价值观的高度一致,很多事情仍然停留在喊口号、攒项目、要资金的层面。

从过去几年我们完成过的跨国财团海外投资项目的“投前评估”、“投后顾问”业务清单中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基础功课做得不够扎实认真。

中国千万不要忽视俄罗斯的感受

摘要:近两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中俄联手制衡美日,而欧洲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又与中国套近乎。这一切变局的核心在于:不同国家有其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家的面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玩着随时都有可能变脸的“儿童游戏”,而且中国玩的最真、最用心。然而,在整个全球化利益格局重构的特殊历史阶段,最最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恰恰是中俄利益关系随时可能出现的变脸。

解读: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大国外交关系,越来越像儿童过家家,有两个日趋明显的特点:一是政治家作秀与演艺明星作秀越来越相似,对民众实质性的生活干预度在不断降低,各国政治领袖为本国民众的政治表演成为第一要务。特别是欧美和日本表演得日趋成熟和老道,而台湾的“悲哀”则在于玩得太认真。


二是政治及外交,与经济合作越来越“分轨”运行,因为政治面子可以输得起,但经济利益输不起。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设立和运行,首先会从心理及现实利益上伤害俄罗斯,比如中亚这些国家,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内心是什么感受,可以想象得出。

特别值得考量的是:中亚诸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从语言到民族种姓,都与俄罗斯有着远超中国的优越性。历史地看,中俄地缘政治一直就不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之间的在发展中如何高度融合、互惠互联,远远大于中国向中亚的挺进。

再说,除过印度之外,中亚五国只有区区六七千万人口,但是有几十个民族,未来消费需求空间不大,无论前苏联还是俄罗斯,采取很多办法一直没有把这一地区“摆平”,又何况中国呢?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创造条件、支持市场化投资运营。

中国民营资本不应被“一带一路”边缘化

摘要:就近年来亚洲各国财团在跨境投资运营状况来看,诸多案例和数据证明,做的最好的是韩国企业;其次是东南亚华商和印度的企业;然后是台商和中国民营企业。原地踏步的是日本、台湾的企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在亚洲的投资布局并不理想,投资失误和低效率运行的投资项目不少。

中国国有资本对中东、非洲、俄罗斯的投资规模已经初具规模,但主要局限在采矿采油和工程承包类投资。资本趋利的天性决定了:只有私人资本才最具竞争力克扩张效率,而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一直对民间资本采取的是压制策略。从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动向和策略来看,中国政府首先支持的还是大块头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解读:通过对越南国际合作投资的诸多案例研究后体会到,中国早应该解除国有资本对石油行业的诸多垄断,并护佑民间资本投资到南海油田的开采与合作中去,因为民营企业家自然有办法“深入敌后”展开合作,并收购一大批越南海上油田。

如果中国民间资本早年就与越南财团合作,就会曲线达到国家战略目标。可是,那时候脑子总是转不过弯来。现在,面对“一带一路”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有效的策略和方式,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的重大投资项目中去,比如:混合所有制虽然行不通,但是政府可以倡议设立政府参与但不控股的混合投资基金,扶持投资基金参与到一带一路优势项目中去。

“一带一路”的规划不能成为装饰品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讲科学”,习惯于用“科学的规划”思维,替代传统的“计划”思维。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地搞五年规划及各式各项的产业发展规划,可是,诸多规划的可行性很差、市场预见性很差,许许多多重大项目仍然是官方领导者“即兴拍脑袋”决策的。“一带一路”规划出台后,仍然深深打着中国特色的计划思维的烙印,标题、口号、方针、决心很到位,但可实施性、可操作性、适合地方执行部门的东西很少。

点评:“一带一路”规划我看过了,的确花费心思了,很有气势,令人振奋。但是可行性值得怀疑。虽然地方政府和很多央企有政治使命和中国梦情怀,但是缺乏“刀下见菜”的行动举措,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和书斋学者攒出来的文字游戏报告,对于亚洲及各个关连国的市场环境、法律特征、生产力水平、民族特性、信用环境等,考虑不够。“一带一路”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风潮。

其实,一些地方官员对于中央“一带一路”真实的战略意图并不明白。我在参与一些地方政府“一带一路”项目评审时,觉得有些项目是“东拉被子西扯单、东榔头西一棒”,令人笑掉大牙。“各地政府”大张旗鼓地响应中央号召,可是多数项目只是停留在概念和调子,很不靠谱。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呢?有!可是因为站得太低看不见、看不清。

“亚发行”是亚投行的一面镜子

摘要:目前尚难定论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能否走向成功和辉煌,因为“亚投行”的有效运营,面临着三大难题尚不知如何破解:一是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及投后管控机制的成熟尚需时日,需要很多实战磨合;二是亚洲多数“受援国”的信用度较差,很多项目可能会陷入“投前欢喜投后忧虑”的窘境;三是“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及角色“难堪”,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监管、评价及服务体系,与之缺乏有效对接。

点评:可以说,美国支持、日本主导、多国参与的“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发行”)在亚洲投资服务领域,已经有很多的感触、体会和经验,其中酸甜苦辣不言而喻,世界银行[微博]面对亚洲和非洲的信用市场也是“身同感受”。

多年前我参加一个亚发行项目评估时,询问中方项目代表(财政部一位工作人员):为什么世界银行和亚发行的项目,从评估到放款,要拖那么久,有的项目甚至要耗二三年时间?这位中方代表说:江老师您是否觉得他们工作都特别认真负责、有板有眼?

其实不然,因为很多项目放款前就知道“放出去是收不回来的”,明明知道收不回来还不得不贷,项目负责人又想尽可能少个人责任,所以就托延时间。我说:反正有国家信用作担保,而且属于援助项目,就算扶贫嘛!

他说:我们财政就是个冤大头,作为成员国缴纳资本金,还要替各省市项目方还债,要他们(亚发行、世界银行等)的钱有什么意义?回过头来看,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若面对各个成员国的项目,多数情况下会遭遇“赖账”,而项目国的财政会给你信用担保吗?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与“亚发行”似乎是一种对抗关系,但是,老道的亚发行在项目评审、风险把控、投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亚投行学习。因此,“亚发行”应当成为“亚投行”的一面镜子。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刀尖临界点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镀金时代”。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实现了真实的成长,同时也积聚了经济泡沫。但从现在开始,镀金时代结束,进步时代开始,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能迈进一线大国的行列。

来源于 商业见地网 作者:独家撰稿人 赵筱赟

近年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市场对于经济下滑日趋担忧。

制造业不景气

Markit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财新中国PMI仅47.8,低于6月的49.4和预期48.3,并且是连续第五个月低于50.0临界值,由此显示,制造业运行出现2013年7月以来最明显的放缓。

同时,财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较初值下调了0.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初值为48.2。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与国家统计局7月制造业PMI趋势一致,都呈现出下滑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0%,比6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这是其5个月来首次出现回落。

从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分项数据看,7月新业务总量和新出口订单量重新陷入下降趋势,并导致制造商减产,产出创下2011年11月以来最大收缩率。鉴于客户需求减弱,生产需求放缓,企业进一步压缩用工和采购,采购数量创下2012年1月以来最显著减幅。

7月通缩压力持续,投入成本与产出价格皆较上月加速下降。同时,7月内采购库存也小幅下降,部分厂商表示原因与持续的库存调整有关。成品库存则与6月大致持平。

就业方面,中国制造业用工连续21个月呈现收缩,不过收缩率较6月放缓。

调查显示,鉴于客户需求疲弱,厂商相应压缩规模,用工因此下降。月内积压工作量轻微上升,升幅与6月持平。部分受访厂商表示,减产导致积压业务量上升。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目前出口下滑比较厉害,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比较有限,这和目前的汇率有一定关系。因为从欧盟和日本的汇率走势和货币政策来看,欧元和日元对美元的贬值比较厉害,但人民币的汇率没有相应回落,而是跟美元挂钩仍然较紧,这就造成人民币汇率对欧元和日元的被动升值,这种升值对出口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林采宜强调,从结构数据来看,出口数据比较弱,拖累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数据。新出口订单指数比较弱,新订单指数也说明内需本来不旺,出口订单更加疲弱,主要是受到订单指数拖累。

因为订单指数是一个先行指数,是对未来的预期,如果订单不景气,未来的生产指数会相应降低。

“可以看出,下个月PMI指数维持下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林采宜预测。

中国曾经号称“世界工厂”,大量的制造业为中国积累了数额惊人的国家财富,成就了GDP“世界老二”的地位。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结构问题和升级压力突出不说,劳动力、土地、环境、能源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令中国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利润越来越薄,甚至很多资本开始逃离。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司长蔡荣华指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在全球广泛兴起,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包括新业态不断出现,比如工业机器人、3D打印、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的生产等等,出现得很快。

“这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竞争在加剧,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发达国家纷纷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抢占一些新兴领域的制高点,同时也在积极吸引制造环节回归本土;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许多国家以更低的成本优势进入到制造业领域,特别是一些中低端环节。”

蔡荣华表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既有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就是当前面临的形势。制造业对于我国来说,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来看,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中国整个GDP的总量是63.6万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体上是51万亿,在这两个数字里面制造业都占了1/3以上的份额,所以制造业确实很重要。

另外,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及包括社会零售商品中,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是很大的。所以制造业的地位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蔡荣华指出,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成为位居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之后,中国的制造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步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

除了自主品牌的缺失,中国制造业在专利知识产权上的失位,也成为一个软肋。中国的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60%以上的高端装备需要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

中国制造业亟待打破地域、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等形式,推动企业间战略重组,降低经营成本,发挥企业综合优势。

成本优势的丧失,不仅打击的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国制造的代表企业、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机器人大军”计划,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上涨,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

产能过剩

7月下旬,中国煤炭行业龙头企业神华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神华公布了6月主要运营数据,2015年上半年累计商品煤产量同比下降10.1%,煤炭销售量同比下降24.2%。从全行业看,大量煤炭企业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煤炭大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民营煤炭企业开工率低于50%,山西省的民营煤炭企业开工率低于60%。

煤炭产能过剩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产能过剩非但没有得到遏制,还在不断恶化。

今年依然是煤矿新增产能投产的高峰期。瞭望智库了解到,现在投产的煤矿和以前投产的煤矿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以前新投产的煤矿大多为30-60万吨规模的煤矿,而今年投产的煤矿很多都超过了千万吨级,例如今年投产的三个地处山西省的煤矿,总产能是9000万吨,这将极大地增加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原煤产量38.7亿吨,同比下降2.5%,这是199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每天年报数据以来的首次下降。对于实际产能,业内普遍的观点是50亿吨,也就是说产能过剩10亿吨,而今年的新增产能将使产能过剩的状态进一步恶化。

“大宗商品价格集体暴跌,是美元加息预期增强及新兴市场经济疲弱,尤其是中国双重作用的结果。”比富达证券高级市场经济何天仲认为,对中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可以降低部分工业的生产成本,但钢铁等行业将会受到冲击。在国内产能过剩、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或会加剧产能过剩情况。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对中国经济会有冲击,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映出的问题是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深圳期货私募交易员王晓伟也直言,需求低迷预计会持续一段时期,主要原因是外需不振和人口老龄化。

据统计,500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经有20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运行构成巨大挑战,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影响产业健康发展。

据统计,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不仅传统产业,而且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瑞穗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此前指出,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

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表现在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

十多年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

不过,从导致此轮产能过剩的原因看,不能靠拉长经济低迷时期来自动淘汰过剩产能,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

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然而,中国现在进入经济转型期,当产能过剩遇到经济转型,产能过剩就成为更加棘手的问题。

因此,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不能用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总需求扩张政策;其次,结构调整也未必有效,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也是“重灾区”。

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也凸显政策难题,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对经济增速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而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

银行坏账

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金融行业,2014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不断走强吸引资金大批流入股市,从而导致银行存款流失压力上升。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有所体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规模呈上升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末,国内商业银行一季度的不良贷款总额为9825亿元,而去年同期则仅为6460亿元,同比增长52%,最新的不良贷款率达到1.39%,比去年同期上升0.35个百分点。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不良贷款总额每季度平均增长0.0875个百分点,上升势头有加速的现象。

而作为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上市银行同样饱受资产质量下滑困扰。

根据各家银行披露的一季报,五大行不良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截至3月底已经达1.65%,较年初增长0.11个百分点;其次为中国银行,截至3月底不良贷款率为1.33%,较年初增长0.15个百分点;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相差不大,均在1.3%左右。

此外,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为五大行中最大,上升0.16个百分点。

一季度五大行不良贷款激增702.58亿元,几乎是去年一季度256.48亿元的两倍。八家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全线突破1%,不过相比五大行略低。以对公业务见长的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3%,位列股份制银行之首。

根据研究机构的判断,坏账问题将进一步暴露。根据毕马威发布的《2015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预计,今年银行业的不良率仍会继续攀升,有较大的可能超过1.5%的水平。

更有报告指出,不良贷款率峰值将出现在2015年中或年末,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达到11247亿元,预计未来两年仍将保持上升态势。

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同样不乐观。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计,二季度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2.5%左右,不良贷款率将小幅上升到1.45%左右;三季度中资上市银行仍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3%左右,不良贷款率将小幅上升到1.5%左右。

而对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银行业自身也显出担忧,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称,相比不良资产管理,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都是能够应对的,不良资产的管理才是银行业最大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城商行,大型银行的平均不良率反而较高。分析认为,由于工业企业贷款数量急剧下降,致使商业银行猛砍贷款利息率以增加贷款实现盈利,经济不景气则导致大量贷款无法偿还。

究其原因,宏观经济形势下行首当其冲,未来银行不良率能否见底、何时好转也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是否能“转危为安”。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银行业属于顺周期行业,而中国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又非常高,宏观经济下行必然会在银行信贷质量上有所反映,过剩产能行业风险集中暴露。随着经济下行,风险也在逐步扩散,信用环境变得糟糕。

要想抵御风险,除了银行自身多提拨备,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未来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宏观环境变化的发展趋势。

如果宏观经济能企稳,出现复苏迹象,企业层面的资金经营状况能够改善,企业偿还能力就能缓解,不良贷款的上行趋势也就能稳定下来,这个也是不良率能否见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负债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虽然总体上相对健康,但结构上仍存在着局部风险,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偏高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杠杆率为42.7%,是中央政府15.1%杠杆率的几乎三倍。因此,要解决日益沉重的地方债务问题,就必须加快地方债务去杠杆的步伐,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亟须加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随着中国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开始逐渐膨胀起来。

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已达到30.28万亿元。虽然与总资产108.2万亿元相比,地方政府的债务尚处于可控阶段,但潜在的风险依然不可小觑。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上马各种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借债搞项目的冲动强烈。再加上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水利等各种民生项目也越来越多,资金缺口也不小,大都只能依靠借债才能举办。

“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我们面临的债务风险绝不可掉以轻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表示。

据报告披露,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至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在总负债中,存款和贷款是增长比较显著的负债类别。

报告进一步统计发现,2000~2014年,中国的主权负债从21.4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增长102.6万亿元,年均增长7.3万亿元。在此14年间,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极为迅速。

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4万亿元,年均增长1.9万亿元。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负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8%和25.7%。

报告显示,2012年和2013年广义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分别为24.4万亿和25.4万亿元,总负债分别为8.6万亿和10.2万亿元;净资产分别为15.9万亿和15.1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张晓晶透露,国有企业权益是中央政府净资产的主要部分。从中央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权益。

“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厚实家底’的主要贡献者,因此,任何关系国有企业的改革,均须小心谨慎。”张晓晶说道。

在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却不容乐观。

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增收的最大后盾,但近几年来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地方税收增长的幅度开始放缓。土地出让金一直是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但由于房地产市场已告别疯涨阶段,土地出让金的增幅也大幅下降。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决算数虽然再创新高,但仅为预算数的117.6%,对比2013年决算数为预算数的152.6%,相关增幅已经明显回落。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常欣认为,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存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清偿力风险”。但同时需要关注的风险点为:“地方政府债务增速仍然较高;筹资结构趋向复杂化;债务集中到期偿付的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区域和部门的局部风险值得关注;现有偿债基础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或有债务的风险敞口正在扩大。”

李扬还透露,全社会总的杠杆率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相较于美、英、德、日四国,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最高,应关注其隐含的风险。

报告发现,中国债务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非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

而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1996~2014年,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对全社会实体部门杠杆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8%、32.1%、12.1%和28.8%。

显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下行压力。商业见地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刀尖临界点,有必要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来避免短期和中期各种风险变成现实。

也正如《穿越镀金时代》一书作者邵宇所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镀金时代”。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实现了真实的成长,同时也积聚了经济泡沫。但从现在开始,镀金时代结束,进步时代开始,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能迈进一线大国的行列。

来源:周密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