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交易员受益：经典人气长篇小说 《遥远的救世主》第4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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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救世主

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作者豆豆，原名李雪，女，著名作家。小说讲述了商界怪才丁元英将从德国募集的资金投进中国股市，用“文化密码”疯狂掠夺中国的钱财，良心发现后退出公司，并受到严重的惩罚。最后回到古城“隐居”，结识了在法兰克福长大古城刑警队女刑警队员芮小丹最终相爱的故事。全书主题的睿智和简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表现 ——“神即道 ，道法自然…” 看似普通的话却把世界几大宗教继概括又统一，出色地表现出佛学的光耀和不蓄意的使人印象深刻。

芮小丹自杀了，人们事后可以提出很多种能使芮小丹避险的战法，也可以提出很多种芮小丹不应该自杀的理由，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那样。

芮小丹的自杀行为给古城公安局的善后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省厅刑侦处与古城公安局通过电话会议商议，做出如下处理意见——

第一，善后工作由古城公安局具体负责。

第二，基于芮小丹是自杀的事实，本着不提倡、不鼓励、不默许警察自杀的原则，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

第三，立即对芮小丹打给丁元英的电话进行调查取证，立即对案件事实进行取证，在通知芮小丹家属的同时一并告知案件事实，给家属一个对处理决定消化、理解的时间，避免无谓的误解、矛盾，保证善后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在与芮小丹家属的正式见面会上宣布对芮小丹的“五不”处理决定。

第五，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公安局的领导连夜赶赴秦谷县，以组织名义对芮小丹家属表示慰问，以个人名义参加告别仪式。

电话会议做出善后工作部署之后，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于当夜９点率几名属下驱车从明川出发赶赴秦谷，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和刑警队长及两名刑警队员当夜９点３０分驱车从古城出发赶赴秦谷。从时间上考虑，越野车途经山西太原进入陕西前往秦谷，大约９００公里的路程需要１５个小时，次日中午即可抵达秦谷，是最快的路线选择。

芮小丹在从警的６年里曾经多次被省公安厅刑侦处抽调执行重大案件的侦破任务，历次都是出色完成任务。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她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在刑侦一线的女性，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较高评价。因此，芮小丹的善后工作引起了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格外关注。

芮小丹的自杀给每个领导和同事的心理都带来了一个感情上的矛盾，每个人都明白芮小丹的做法避免了一切后续事情的发生，没有事迹、没有病房、没有慰问，她的死使她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甚至不会让别人为此支付一滴赞美的笔墨。

人们在猜想：芮小丹在向自己心脏开枪的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绝望和懦弱，还是续写她悲壮的英雄梦？

芮小丹的电话意味着什么，丁元英心里如明镜一般。

在芮小丹执行任务的一个月里，这是她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如此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他的心像是悬在深渊的边崖。他在做着各种假想，也许正在追捕……也许正在周旋……也许正在审讯……他是一个证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的人，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去做祈祷、只判断事物和接受结果的人，而今天，他做不到“如是观”了，他祈祷，不住地祈祷……

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却清楚地告诉他：小丹不幸了。因为两个小时过去了，在这种特殊时刻，如果芮小丹已经脱险，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报平安。

果然，晚上将近８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正是两名身着警服的人，这使他心存的最后一念幻想粉碎了。来者自我介绍，两位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和赵国强，既是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芮小丹的情况。

丁元英请他们坐下，直接问：“小丹还活着吗？”

王福田和赵国强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并没有马上回答丁元英的问题。赵国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盒印泥、笔和一叠稿纸放在茶几上，客气地说：“丁先生，小丹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据我们了解，小丹在今天下午的５点３０分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是３６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详细了解这个电话的具体内容，请你给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

丁元英尽可能地把芮小丹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

赵国强一字不漏地做着笔录。

王福田问：“然后呢？你说了什么？”

丁元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停了几秒小丹挂断了。”

王福田不解地问：“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

丁元英说：“小丹有６年警龄，不用嘱咐。”

王福田的情绪有了一点变化，说：“用不用是一回事，嘱咐不嘱咐是另一回事。”

丁元英沉默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王福田不满地看了丁元英一眼，思索了片刻，问：“你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吗？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丁元英说：“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

王福田又思索了片刻，问：“你认为小丹告诉你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她希望你能说点什么？按纪律她是不该把案情告诉亲属的，可是她告诉你了。”

芮小丹的这个电话在常人的判断里只能有两种解释：１．诀别。这是一个合格刑警的自然做法。２．芮小丹处于职业本能与求生本能的矛盾中，她在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期望他能给她一个影响她心理倾向的意见。

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王福田和赵国强作为芮小丹的同事当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他的证词排除第二种解释，突出芮小丹作为刑警临危不惧的正面形象。

丁元英更清楚，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芮小丹的感情问题。如果是第一种解释，人们会质问：以他与芮小丹的感情，既然他知道是诀别为什么不阻止？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人们会哀叹：当芮小丹期望他说一句话决定选择的时候，而他却给了她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判断，都会推导出他对芮小丹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

如果按第二种解释推导，那么他对芮小丹的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然而，芮小丹作为合格刑警还需要证明吗？“证明”即是对她的不尊重。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

丁元英答道：“我只讲事实，不认为。”

王福田与赵国强相互对视了一眼，意思是：只能这样了。于是赵国强将询问笔录递给丁元英，说：“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出入就请写个日期签个名，按几个手印。”

丁元英看了看记录的内容，拿起笔在问话记录下面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然后用手指蘸了蘸印泥按了几个手印。

赵国强收好询问笔录，说：“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接触过，但是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是自杀。”

王福田说：“情况是这样……”他把通报过来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说：“如果你知道小丹其他亲友的电话，也请你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

赵国强走到门口，转过身说：“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感到不值。”

两名古城刑警队的人走了。

丁元英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印泥，想着要不要给欧阳雪打电话，因为８月５日法院开庭，欧阳雪和肖亚文都在北京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这个时候告诉她们这个消息显然会对她们的状态有影响。思忖再三，他还是拿起了电话。这两个人都是芮小丹最好的朋友，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告诉她们，这种心理责任负担不起。

电话里，他刚说了几句就从欧阳雪的声音里听到她哭了。

打完这个电话，他打开电脑上网查询秦谷县的地理位置，查询交通路线，查询古城机场的航班方向和时间。距离秦谷最近的机场是宁夏自治区的银川河东机场，古城没有直通银川的航班，只能从西安中转。古城到西安的最早的航班是明天上午９点３０分，西安到银川的航班有１２点５０分一班，正好赶上。从银川到秦谷不到３００公里，坐汽车４个多小时，也就是明天傍晚可以赶到秦谷。

确定了去秦谷的路线和时间，他开始做出行的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呢？无非是带点路费而已。他去卧室的写字台抽屉取钱的时候，看见了和钱放在一起的那枚刻着“法”字的椭圆形玉佩。他拿在手上，看了看上面的“法”字，看了看背面的日期，而写字台上镜框里的芮小丹也正站在山峰朝他凝望，那被山风吹散的长发，那忧郁而期待的眼神……

丁元英伸过手去，轻轻抚摸着芮小丹的脸庞和长发，心里喃喃自语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

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芮小丹最爱听的那支《天国的女儿》旋律充满了整个空间，在音乐声中，他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踱了一会儿又坐到沙发上，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工夫茶具。他将茶杯、闻香杯、公道杯、盖碗一一用茶巾仔细地擦拭，那种专注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精细的工作。

然而，无论他怎么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疼，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遏抑的——疼。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但是当他静静地泡好一杯茶静静地喝到嘴里的时候，这杯茶却被喉咙的一团东西堵住了，也就是在他试图咽下这杯茶的一瞬间，一股生理无法控制的东西突然从胸腔喷出，他本能地紧闭上嘴，快步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吐出的是一口鲜红鲜红的血。

过去他一直认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让他体会了，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那是没到那个伤心处。也就在这一刻，他的理性、他的坚强……崩溃了！

他突然浑身无力，眼前金星乱舞，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得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他打开水龙头冲掉血迹，擦擦嘴，到客厅关掉音响和电热壶，关掉所有的灯，无力地伏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拿起电话。

电话是王福田打来的，他客气地说：“丁先生，很抱歉，这种时候还打扰你。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是有几句话让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

丁元英说：“没关系，请讲。”

王福田说：“芮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见到你，就是拒绝你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丁元英问：“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

王福田说：“是的，芮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

丁元英说：“行，我不去。”

放下电话，打开台灯，他伸手拿来写字台上芮小丹的照片，躺在床上凝神地看。

这张照片是和那枚玉佩同一天拿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与欧阳雪谈股东出资，然后是小丹在公园广场跳街舞，后来在小丹家里听音乐。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园广场，他曾告诉她：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而眼前的一切竟不幸被他言中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依偎在他怀里陶醉地说：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

而今……而今……他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的墓地在哪儿。她留给他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是关于“作为价值”与“人生价值”更深刻、更本质的思考。

欧阳雪、肖亚文是８月２日晚在北京接到丁元英的电话得知芮小丹不幸的消息，而此时距离开庭只剩下２天的时间。两人在泪水和悲痛中搁置了所有的工作，迅速查询能够最快抵达秦谷的交通路线，于８月３日上午乘坐北京至银川１０点１５分的班机，中午１１点５５分飞抵银川河东机场，下午１３点乘出租车行程４个小时，傍晚１７点２０分到达秦谷。

芮伟峰是８月２日晚在上海的家里接到古城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和传真笔录，传真笔录里有数名刑警的目击证言，有通缉犯黄福海、刘东昌的目击证言，这些目击证言在证明芮小丹与通缉犯交火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证明了芮小丹自杀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证言笔录里，惟有丁元英的那份询问笔录让悲痛中的芮伟峰愤怒了，他了解女儿对这个男人的感情，他坚信这个男人能够影响女儿的决定，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男人高尚而残酷的沉默，无法接受这个男人对女儿面临生命危险的漠视。他认定丁元英对女儿的死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拒绝丁元英前往秦谷。

被芮伟峰阻止前往秦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芮伟峰既向前妻告知了情况，又阻止张慧敏回国。这不仅是因为张慧敏是德国籍办理中国签证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张慧敏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芮伟峰在两名弟子的陪同下于８月３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乘坐８点５０分飞往银川的航班，中途经停西安，下午１３点降落银川机场，受到了银川影视界朋友的接待，与代表警方前去接机的曾华、黄文贤见了面，两辆车于傍晚１８点到达秦谷。

当晚，警方与芮小丹家属、亲友的见面协调会在秦谷宾馆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古城公安局副局长，有刑警队长雷剑峰，刑警周伟、马林，有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和陕西警方的官员，有曾华、黄文贤和秦谷县刑警队王队长，其中雷剑峰、周伟、马林等人都是以芮小丹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列席会议。

芮伟峰、欧阳雪、肖亚文作为芮小丹家属、亲友参加会议。

会议预定两个议程，一是移交遗物，出具证明，宣布并解释古城公安局的决定。二是听取家属的意见、要求，商议告别仪式的主办和日期。会上，各方领导相继发言，对芮家的不幸表示哀悼和慰问，对芮小丹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向芮伟峰移交芮小丹的遗物和秦谷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

古城公安局副局长陈述了公安局方面的意见，说道：“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十年来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明白小丹，但是站在广义的社会伦理的角度，自杀毕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警察自杀，社会影响更不好。因此，古城公安局基于小丹是自杀的事实，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这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价值体系。”

芮伟峰花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拿着香烟的手微微颤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燃烧的香烟仿佛成了一个支点，支撑着他的精神不至于垮掉。这时，他表态道：“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场景的煎熬。”

副局长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芮小丹的人身保险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局里研究决定，芮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将由古城公安局承担。”

芮伟峰说：“这个我不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是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打发。”

…………

由于芮伟峰不提任何要求，当晚的见面协调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家属纠缠不清的情况。会上商定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明确了各项事务的具体分工，明确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规格、步骤，以及领导发言、发言的顺序，其中包括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的发言。

欧阳雪和肖亚文在协调会上一直没有发言，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家属也不是单位，没有法定权利，也就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肖亚文只在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芮伟峰，芮小丹在她面前极少提到父亲，她在电视里偶尔会看到他出现在访谈类的节目里。欧阳雪从小就认识芮伟峰，或许是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都是离婚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小丹的态度，总之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淡漠。

肖亚文心里很不赞成在告别仪式上念悼词的做法，她很困惑，这不是评职称，也不是求职应聘，悼词是念给谁听呢？在坐的这些人还需要通过悼词了解小丹吗？小丹还需要通过悼词被说明吗？小丹从来活的都是自己，没活给别人，如今不在了，不能自主了，就得由着好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摆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却是离那个真实的芮小丹越来越远。但是，那是他们的真心，也是他们的权利。

肖亚文只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向芮叔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

芮伟峰回答：“小丹跟我回上海。”

肖亚文又问：“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

肖亚文沉默了。

１９９８年８月４日上午９点３０分，芮小丹的告别仪式在秦谷县殡仪馆举行。

秦谷县殡仪馆在县城东面，离县城大约三公里的距离，炎炎烈日下，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黄土荒滩，白墙围起来几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和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孤零、凄凉，由于当地的风沙，殡仪馆里那几棵原本就不高的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将原来的绿色都遮盖住了。

告别厅里，芮小丹的遗体安放在十几个花圈的后面，她穿着警服，警徽以下的身体被一条洁白的绸缎覆盖着，脸上受伤的一侧被一束鲜花遮挡。几位领导做了短暂的讲话，最后是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致悼词。

欧阳雪站在那里根本就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芮小丹的脸，心里一直无法接受芮小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些年来她对芮小丹有一种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的感情，突然之间，一直在支撑她精神的东西失衡了，内心的绞痛使她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滋味，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部遥远而虚幻的电影。

芮伟峰无法承受眼前的情景，转身出去了。

肖亚文感觉到胸口像被重锤撞击了一样，胸闷、哽咽、疼痛。她想放声痛哭，又怕招来别人劝慰，只能压抑着、忍受着。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各位来宾按程序依次退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把遗体推走。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叫一声：“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了脚步，使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不由主地回身打量，包括欧阳雪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把手伸进白绸下面应该是芮小丹双脚的位置摸了一下，果然是空空荡荡，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放进芮小丹双脚的位置，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回身张望的几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分明是在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芮伟峰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当即就明白了，对银川的朋友说：“你去开车，带亚文到县城买双鞋。”

欧阳雪说：“你光着脚别跑了，我去给你买鞋。”

肖亚文说：“行，你去吧，买３６码的，我在这儿和芮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芮伟峰有话要说，于是都到休息室去了。芮伟峰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台阶下边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片阴凉。

芮伟峰说：“呆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班机下午６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芮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肖亚文说：“我不能。”

芮伟峰说：“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小丹是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女儿有机会避险而没能避险，如果是小丹不听丁元英劝阻，那我无话可说。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甚至都能想像出来小丹当时的心情。这个情况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不受伤害。”

肖亚文说：“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２０分钟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芮伟峰说：“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肖亚文答道：“有。”

芮伟峰又问：“有多大影响？”

肖亚文回答：“很大。”

芮伟峰说：“但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可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就为这个我不能原谅他，也用不着他拿着一堆高尚再来看小丹。”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眼角和唇边带着深刻的皱纹、鬓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苍老。她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让芮伟峰愠怒了，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脑子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阵地出冷汗。他勉强支撑着想抽支烟，可是拿打火机的手却不受控制地发抖，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于是把打火机一扔，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她只觉得芮小丹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划出一道凄艳绚丽的光芒，转瞬间就消失了。

她所能够留住的，只有心里的那道凄艳的光芒。

１９９８年８月５日下午２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１６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１２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２０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为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造成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严重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除了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２３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圣公司计算的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更重要的证据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一份是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一份是１９９７年３月７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然后发言道：“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丁元英。我们钦佩丁先生与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善举，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休假，没有福利，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这种所谓的扶贫就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而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廉价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格律诗公司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无异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这种成本对于法制与文明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

法庭现场是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镜头不断地转换、变化。林雨峰一边专注地看着蒋律师发言，一边更加专注地观察记者和旁听群众的表情反应。蒋律师的发言情绪激愤、措辞严厉，列举了有关法律依据，阐明了原告主张。当蒋律师提到“总策划人丁元英”的时候，记者和旁听群众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出诧异和探究的表情。

根据法庭调查顺序，下面将由被告方格律诗公司的当事人阐述观点。

肖亚文毕竟是警官大学刑侦系毕业而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女人，心理素质稳定。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应诉提纲镇定地发言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刚才原告代理律师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事件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在此，我向法庭陈述如下几点意见：一、凡是商业竞争都具有排他性，因此我对本公司合法竞争的排他性不做辩解。二、原告诉称我方伪造商品产地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如果从王庙村订购箱体就算商品产地，那么乐圣旗舰套件占格律诗音箱６３％的成本，其音箱产地就可以标识深圳吗？没有法律根据。三、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不是由哪个人口头认定，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上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独立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商务互动关系。”接着，肖亚文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音箱组件进货发票

北京格律诗音箱成本明细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１９９７年３月７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箱体的订购合同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

…………

原告和被告双方经过法庭陈述和出示证据之后，法庭调查的焦点很快明晰了。诉讼双方都清楚，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事实得益于雄辩。法院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但是追求与实际之间本身就存在距离，法院通过证据最终认定的是法律真实。

审判长说：“原告之所以诉称被告伪造商品产地及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隶属关系，其证据作用是为了证明被告在产品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现在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二、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请双方就这两个焦点问题提出证据和辩论意见。”

肖亚文说：“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说：“准许。”

于是，王庙村个体工商户四个证人进入法庭证人席，这四个人分别是：记录１９９６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或许由于紧张，或许是法庭的空调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已经不足以达到制冷降温的效果，他们的脸上都浸出了细小的汗珠。

电视台趁法庭对证人进行身份确认和证人义务、法律责任提示的例行程序空档，不失时机地插播一段商业广告。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取代了王庙村６个证人的画面，广告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林雨峰也趁电视插播广告之际喝了一口饮料，点上一支烟，身体靠到沙发上稍事放松。

广告之后画面切换到法庭，来自古城王庙村的四个证人逐一当庭作证——

第一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她说：“我是教师，对村里的生产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只证明１９９６年那份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记录是我亲手写的，当时他们在会上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后来每个开会的人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字。”

蒋律师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会议记录？”

赵丽静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当时都同意了他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事后埋怨这种事在农村不稀罕。”

第二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他说：“欧阳找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和格律诗公司是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咋说。你要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给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要说有关系吧，俺就没有跟公司搭过边儿，公司只跟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俺只和打磨户签合同。俺从包装户接订单和订金，自己买板子下料，再卖给打磨户，打磨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抛光好了就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

李铁军的证言像一段绕口令，让许多人听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这是一个２０多岁的姑娘，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划了一下十字，这才说：“我向主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王庙村的包装户就是基督教会，要说公司跟包装户有啥关系，除了公司借给包装户收购产品的资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签订合同的关系，教会基本上都是妇女，挣个包装费。”

蒋律师问：“什么产品？产品和包装上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最开始没啥价格，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产品不一定，有机柜板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订啥俺就做啥。商标没有，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说：“准许。”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１９９６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欧阳雪发言：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丁元英发言：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３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６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３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４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６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传授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蒋律师提问道：“欧阳小姐，格律诗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你作为格律诗公司５１％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我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丁元英在会议上说，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他还说，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农户必须如何如何。显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是在下达命令。我再请问，股东和农户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的手里是不是一盘棋？”

欧阳雪答道：“第一个问题，公司有大事我会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第二个问题，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力，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要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是一盘棋，他既得考虑农户的前途也得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所以，丁元英让农户和公司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还得把公司搭进去。”

蒋律师说：“刚才农户说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这样。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因为彼更违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以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没有格律诗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就没有王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诗公司产品生产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没有公司的订单，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格律诗公司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惯倡导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肖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道：“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律师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只得再次歉意地说：“对不起，口误，我收回刚才的那句话。”

肖亚文说：“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贵公司从１９９７年拿到乐圣旗舰套件到１９９８年一直在生产，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低价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农民了，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可悲的是，贵公司拿到了好处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肖亚文说：“本公司无意昭示扶贫的意图，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榨取，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我向你忏悔，向你学习。”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希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他本来没有参加，只是案情发生了逆转之后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从开庭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发言，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他注意到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反而会成了格律诗公司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正欲开口的蒋律师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从容地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坦率地说，我作为一名律师从接到这个案子就没敢对胜诉抱有幻想，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哪项条款能触及到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应该是格律诗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丁元英先生，而我们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去证明王庙村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不正当竞争。”

阎律师的话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有人相互低声议论，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记者的照相机纷纷对准肖亚文噼里啪啦一阵拍照，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与道义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后法庭又恢复了平静，阎律师继续发言：“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我们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从穷人身上获取能量、蒸发诉讼主体、过滤法律和社会责任。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逼迫乐圣公司屈从，获取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王庙村的箱体和生产基地。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从既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给王庙村，没有选择，只能屈从。丁先生给王庙村发了一回善心，就从乐圣公司割掉箱体生产给王庙村，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乐圣公司的直接损失就是６００万。这叫什么？这叫杀富济贫！强盗能抢多少？抢完了得杀头坐牢，丁先生心怀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肖亚文气愤地站起来说：“抗议！这是恶意贬损他人名誉，且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看了看阎律师，语调复杂地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言辞，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阎律师答道：“好的，我改正。”然后继续发言道：“在Ｈｉ—Ｆｉ音响市场，乐圣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

肖亚文起身反驳道：“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一直保持沉默的乐圣公司总经理赵青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说道：“肖小姐，市场价格竞争的法则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没有选择。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如果法庭的判决证明我们对法律和道义有误解，我向你们忏悔，向你们学习。”

看到这里，林雨峰心里默默自语了一句：“够了。”随即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当着法庭的众多媒体，蒋律师、阎所长和赵青的发言先后把丁元英的面目揭露无遗，已经达到了这场诉讼的预定目的，而且为争取胜诉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他同意肖亚文的观点，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格律诗公司胜诉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丁元英锁定的东西。判决后即将出现的媒体评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他林雨峰锁定的东西。但是，这些已经成了既定事实的结果现在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退掉客房，去正天集团向韩楚风打听丁元英的地址。

林雨峰要见识见识这位不曾谋面的对手，彼此做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