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武精神”到“妇女态”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先后出现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两位霸主。再如，楚国以军事立国，举国上下有一种喜征战、重成败的尚武习俗。楚康王即位后，五年没有率师出征，就认为自己是莫大的失职，死后无脸见祖宗。同样，秦国在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中一直处于优势，这也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尚武习俗分不开。
那时，人民对于勇武之士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相反，懦弱、胆怯遭人鄙夷。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侠客遍地，武士横行。至夏商周三代，虽已强调礼乐教化，却仍然重视武备。讲求文武并重，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就是旨在培养保卫国土的武备之才。
然而，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在信中却这样写道：“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清初思想家颜元曾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望眼欲穿、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颜元说：“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深切地述说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中国人变文弱的病根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从“侠客”到“罪民”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史记·刺客列传》里记载了好多刺客侠士的事迹，其中，专诸、聂政、豫让、荆轲，“四大刺客”尤为著名，他们的信条无不是“士为知己者死”，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和撼动山河的壮举，让自己的侠义之名万古流芳。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鱼腹藏剑、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的官僚，游走于黑白两道，失掉了“侠义”的原则本质，变得市侩和功利。
从“刚健清新”到“形如槁木”
被封建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主制，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我期许，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称得上伟大，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虽然明清曾出现过“万历中兴”“康乾盛世”，但社会僵化已病入骨髓。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德，说道：“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
中国人最早的性格改变要从秦朝说起。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进入春秋末期，此时中原社会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变法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商鞅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最终还是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皇权的产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
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从“雍容大气”到“内敛文弱”
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唐朝有壮丽无比的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而北宋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
究其原因，在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恐惧。以兵变夺得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被自己的部将所推翻，开国不久，他便以“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在制度的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赵匡胤还颁布了禁止武器的法令。可笑到，连民间祭祀、社戏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记给文臣套上辔头。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兵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三司”专管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诸如此类等等。
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继秦朝之后，宋朝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这种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驰骋疆场为荣。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时光送走。宋人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宋朝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皇位的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陷入危机。虽然宋代社会发展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从“失魂落魄”到“卑污暴戾”
如果说宋朝使国民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在元代，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置疑：“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和消磨了他们自己的灵魂。”
自古华夏和蛮夷的族群之别很强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也涌现了众多铮铮铁骨。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方壮烈殉国；扬州之围，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数十年的抗元战争，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屠戮。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也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上层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蔓延迅速，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
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
士人想做隐士的自由首次在明朝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拇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砍头示众），籍没（登记并没收家产）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人格的空间。
明朝统治，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对内则是全面社会控制。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违规，便“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
《水浒传》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奴性”
1793年，正值清朝乾隆年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戛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
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今天的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胆小、冷漠、自私、麻木和残酷的。
他们的记录中写道：“中国普通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个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们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
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人人自称“奴才”，个个犹如行尸走肉。
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yú）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反思
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
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都有过试图改造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似乎变化甚微。
2011年在佛山，一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孩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终，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
不同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
来源：张宏杰/著《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转自儒风大家（微信ID：rufengda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