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无须假设经济自有规律：人性与自然人

来源：杨韬略

导读：

劳动创造财富，货币促进生产。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核心问题简单易懂。但其中可质疑的问题是：为什么货币能促进生产呢？难道说，有智慧的人们会像毛驴追逐挂在眼前的萝卜一样去追逐金钱吗？有什么内在逻辑吗？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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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经济人到理性人

虽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对人的本性做出描述，但后世的经济学家们还是从他的著作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先后总结和发展了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假设，其中主要是“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

所谓经济人，其实就是“经济动物”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在这种假设下，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为此，人们会不择手段。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具有利己本性，即便是有利他的行为，其本质也是为了利己。所谓“人不利己，天诛地灭”即此之谓也。

在经济人假设下，有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在社会活动中总是谋求个人利益；

其二，经济人通过各种努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三，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四，经济人自利的边界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其后，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不断提出质疑、不断进行修正和增补，逐渐发展出“理性人假设”。

所谓理性人，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会自发权衡利弊，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合乎理性”的人。

在理性人假设下，存在如下的判断：

1、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2、人也是对外界有清楚认识的，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信息，因此会利用这些信息趋利避害以求利益最大化；

3、人的大脑也是精明的，能算出各种选择的利弊；

4、人在决策时是充分理性的，他总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案。

当然，任何假设都是有缺陷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也是如此。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主要还是为了计算的便利——他们发展了各种模型、建立和很多数学公式，力求用类似于物理学的精确公式推导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者路径。比如，在物理计算中，要求出铁球从高塔落下的时间，只需要以地球引力常数为基准，空气的阻力是忽略不计的。经济学也是一样，为了表述的方便，才会有这种假设，并忽略了很多其他看起来不重要的因素。

比如，在经济人的假设中，人可以不择手段，而现实世界中人要受到各种法律和道德的制约。为了运算简便，这种例外就忽略了。在理性人假设中，要求世界上的抽象的人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并且做出精确的判断，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信息的传递都是有损耗和阻力的，但如果不做这样的假设，很多公式就无法运行下去，经济学大厦就构建不起来。

只是，传统经济学的这些模型假设，却经常遭到最朴素的现实冲击。比如，按照经济人假设，只要市场有钱可赚，人就会去努力工作。而现实中却存在大量自愿失业的人：有的人会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报酬应该是100，但市场能给予的报酬却只有80，这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宁可呆在家里发呆，也不肯去工作。此时，人似乎变成了完全非理性的动物。

又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人是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大多数现象是可以的，但对于显而易见的利他主义、慈善事业，却无法用理性人假设来解释。而且，这样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国有企业运营模式，尤其是不少国企的工作目标并不是利益最大化，而含有十分浓厚的国家利益倾向。比如国企为了确保职工就业，宁可企业不盈利也要继续开工生产；又如中粮公司这种大型粮食企业，很多行为并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粮价的稳定；中国铁路系统的公司，宁可承受相当长时间的亏损也要完成全国铁路网的建设，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研究经济现象，机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就会在它们最基础的人性假设部分遇到障碍。如果一味以其人性假设为前提做研究，就会对中国的经济现象持有天然的批评态度，甚至完全无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认为它不符合“经济规律”。

其实，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硬要把中国经济模式套入到西方经济学，只能贻笑大方。

更何况，人性本无须假设，因为，人是自然的人。

二、自然人

人生天地间，本是自然人。天道有循环，人性无善恶。

所谓自然人，就是天地造物的纯粹的人，是对人的最真实的定义。当我们把所谓的经济人假设的外衣剥下，人就变成了自然人。既然是自然人，他的行为就与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一样，是可预测、可把握甚至可量化的。在自然人的定义下，人不再是假设的动物，而是确定的人。这种确定一旦建立，就意味着经济学不再是假设之后的科学，而是确定性的哲学。

如果我们把人建构在自然人的层面上，则人性善恶之争就首先有了确定性。

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人性善恶早有过争论，其中代表性的包括：孟子的人性本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善性，无须后天培养；荀子的人性本恶论，认为人性善的部分都是假的；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认为食色性也，无所谓善恶。

除了上述三派之外，墨家、道家和庄子都是倾向于告子学派的；王阳明虽然也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但他的格物致知是良知、我心即天理等主张，偏向于孟子的性善学说。杨雄和王夫之等则主张人性善恶混在一起，后天修行才让其显现为善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偏于人性恶或者无善恶、浑善恶的，往往在边缘游走，难登主流学派，倒是儒家主张的人性善更容易被国人接受，似乎这样说大家就每个人都是圣人的坯子，犹如王阳明说的，“人人都是大圣人”，心下欣欣然就忘却了自己骨子里的恶了。

西方的基督教则认为人性本恶，而且是生来就有原罪的。这种原罪来自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按照西方文献的描述，人性的七宗罪就包括了贪婪、贪食、贪色、懒惰、愤怒、嫉妒等等。

对比一下中西差异，我们难免会对所谓的性恶论充满怀疑。最起码，所谓的七宗罪，更多只是人本能的情绪反应，何以会变成罪呢？同时，主张性善论的也缺乏足够的逻辑基础：生下来懵懂无知的孩童，唯一的需求不过是生存而已，他会有所谓的善心自存？甚至于孟子的“见人即将落井而心生恻隐之心”，也不是必然之境。王阳明主张的天性良知，也只存在于书本中而不是现实中。

其实，判断善恶，本来就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杀人行为，剥夺他人性命，危害大众安全，是天然的恶。但是，如果是战士上战场，当逃兵才是恶，主动杀人反而成了善。可见，善恶本是后天分，善恶的判断，取决于判断者所处的位置和判断者自身的利益取舍——甲方的战士在战场杀死乙方的士兵，于甲方而言是善，于乙方而言却是恶。如果我们取中性立场，则这种行为不能以善恶论之：士兵处于自己的岗位，尽职为其责，失职为其过。

如果我们深入人心、直探人性，不难发现人性本无善恶之分。所谓善恶，是后天意识的判断。人们习惯于把有利于自己和大众的称之为善，把不利于自己和大众的称之为恶。

对自然人来说，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成年寻配偶、壮年要生育、老年要休养，人生的过程自然而然。在人生的过程中，人会有种种需求、种种顾虑、种种努力、种种选择，一切都是为了自然的生存、繁殖。由此而发生的各种行为，有其动物性的必然性，也有人性的必然性。人性无所谓善恶，行为却有好坏之分。从人性出发，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依据人的行为，我们可以做出宏观和微观政策的调整。这就是研究人性的目的。

看起来复杂的问题，还是为了回归经济研究的方向，因为对于人性善恶的不同态度，涉及到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如果人性本善，那就不需要过多的市场干预，让市场各人自由发挥就是了，正如王阳明所说，只要心存良知，就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道就有了善行。如果人性本恶呢，那就不只是立法设规矩，更要有强力的监管和政府干预。

三、从本能到行为

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来到世间的人，不需要任何教导，他的天然本能就会体现出来：生存、生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来临，人的另一种本能也就体现出来：生育、繁衍。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经过后天的教育和洗染，人的另一种本能也会体现出来，那就是追求认同度。

于是，自然人的三大本能便一目了然：生存、繁殖、认同。

生存和繁殖，构成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生存，人是要搜寻食物、猎取资源的。但世道艰险，资源稀缺，获取不易，人性便在本能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

其一，懒惰。减少对资源和能量的消耗，是生命体的本能性选择。懒惰便由此成为人的天性。

其二，贪婪。资源的匮乏，会让人天性有焦虑感。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生存的困难，则会让人天生的恐惧感。为了消除焦虑，人会不得不变得勤奋，不得不努力去寻找资源和伴侣。也正是为了消除焦虑，人类才发展出了一系列文娱活动。而消除焦虑和恐惧的最好手段莫过于占有更多资源。所以，我们看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只是能直立行走，也不只是会使用工具，更重要的区别是人善于储藏食物和其它资源。储藏是为了不时之需，而一旦有了储藏行为，人性的贪婪也就油然而生——储藏得越丰富、越充足，人才会越放心，有满足感和安全感。

其三，追求认同度。人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呢？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要追逐利益最大化（可以不择手段），现代经济学则提出人了完全理性人和有限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会权衡投入产出，追求最少的投入最大的产出。各路经济学家修修补补，也始终无法解释清楚人的利他行为和很多莫名其妙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其实，这根植于人的“追求认同度”的本性。这种认同度，可以是他人的认同，也可以是自己的认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我做，我愿意。简单点说，想干嘛就干嘛，只要自己乐意。

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有名诗传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第一句话讲的是生存，第二句讲的是繁殖，而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后天经历和教育形成的“认同”。人是一种可以为了某一种认同而不顾生命和爱情的动物，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有认同大于命的动物。

由上，我们从自然人的本能出发，能推导出人的三大人性：懒惰、贪婪、追求认同度，它们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由此也能看到，人性是建立在满足生存和繁殖的需求之上的。而生存与繁殖，无所谓善恶，只是动物性的本能。既然如此，人性无善恶的定论就可以成立。

从人的懒惰、贪婪和追求认同度三方面看过去，经济人假设有其合理成分（贪婪），理性人假设也有其合理成分（追求认同度）。而如果我们透视清楚人性的全部内涵，就不需要再对人做什么假设，而只需要直接确定人的天性，并由此形成对人的行为的预判。

预判人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懒惰的天性，注定了人并不是天生勤奋的动物。而贪婪的天性，又主动了人是可以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而不得不劳动的。追求认同度的天性，则决定了经过后天教育，人是可以有理性的行为、可预测的行为。建立在可预测行为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便是确定性的经济学。

于是，当胡萝卜挂在毛驴的头前，毛驴为了追逐胡萝卜而卖出的每一步，就都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把货币异化为胡萝卜，人这种动物便有了为了追逐更多货币而勤奋劳动的动力。于是，金钱促进生产就有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货币能促进生产——因为人有“追求更好”的本性，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们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需要，凡是能储存的有价值的东西，总会想要更多。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发展，追求更大的安全，追求更多的繁衍，追求更长的寿命，人会持续不断去努力，只要这样的追求不变，货币的供应就能促进生产，因为生产能带来更多财富、更多利润、更多商品和服务、更多消费和享受，进而满足人的一部分欲望，而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货币促进生产也是可持续的。

四、自然人与政府

当我们确定了自然人的概念，从人的本能出发，推导出人性，继而研究人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自然人与此前的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区别：

1、自然人以生存和繁衍为第一需求，会为实现生存和繁衍而做各种事情；

2、自然人为生存和繁衍而做出的事情，有善恶有好坏，他未必自觉，未必自律，其行为甚至可能有极大的危害性；

3、自然人不可能获得充足信息，不可能有完美决策，行为存在很大的错误和缺陷可能性；

4、自然人的本能选择是趋利避害，但鉴于其信息非完整、智力非完美、决策非完全理性，这使得他在选择时未必总能趋利避害，有时候反而飞蛾扑火。更重要的是，除非符合认同，否则，自然人是不会考虑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等外部性因素的。

5、自然人会追求认同度的最大化，一旦陷入自我认同的境地，会做出种种非理性行为、非人性行为，甚至可能损害他人利益乃至放弃自己的生命。在认同度最大面前，人无所谓理性与感性，无所谓生存与繁衍，这使自然人具有极大破坏潜力；

6、自然人有显著的从众意识，以减少恐惧、消除焦虑、满足生存和繁衍的需求、满足提升认同度的需求。在群体中，自然人的角色经常会消失，群体行为将取决于群体的集体意识。当群体形成时，大众意识的趋同化会使得群体智能低下，群体的战斗力更强，但其破坏性也更强。

由此可见，一旦人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再是单纯的理性人，而是回归到自然人，我们就会明白，社会中的自然人不是圣人、也不是善人，只是一个为了满足自我生存繁衍和提高认同度的普通人。他会为生存而奋斗，也会犯各种低级错误，一旦纳入群体，还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不可能任由自然人去自然发挥，必须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

也正因为如此，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仅仅依靠自然人们（包括他们建立的企业）的自律，不可能构建一个纯粹的、健康的市场。如果任由市场自由发挥，在一次次优胜劣汰的博弈中，社会损失极大，且最终会以自然法则建立弱肉强食的规则，而这，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所以，从自然人的本性出发，我们就能发现，人会在思维和行为中反映本性，追求舒适、追求安全、追求长寿、追求繁衍、追求发展、追求……，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若不加以约束，容易形成损人利己的氛围，最终损害了社会也就损害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损害了自己的未来。

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在约束不够的情况下，人为了自己当下的利益是完全可能损害他人、损害社会、损害未来的，这是非理性的表现。人若是完全理性的，应是自己获得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未来，这样人获得的利益才能持久和重复获得，这才是理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以人需要管理、需要监督，需要计划的引导，需要体系和制度的约束，所以国家层面要依法治国，企业层面要反垄断（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它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侵害社会的利益）。为什么经济需要调控，企业需要管理，国家需要法治？这是为了杜绝个体不择手段地利己。

现实生活中，越是偏向于无私的人，越能理解本质，抓住重点；越是偏向于自私的人，越可能偏离本质，抓不住重点。长远来看，先利己后利人，得到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会更大。这就好比农民种田，播种、施肥、除草、浇水……，农民一系列的付出之后，庄稼才会有更好的收成。先利己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有引导，有约束，有制度，有管理，才能形成先利人后利己或同时利人利己的氛围；若没有引导，没有约束，没有制度，没有管理，整个社会就容易形成先利己后利人甚至损人利己的氛围。

完全靠市场参与者自己来是不行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有效的约束体系，有效的约束体系主要靠政府来制定和监督。自由市场自发产生的所谓体系，其高度是不够的，因为市场参与者的自私是充分的，混乱和难以协调是必然的。

因此，定位自然人，则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放弃纯粹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而应该构建政府监管为引导的、自然人依法守序竞争博弈的市场，这个市场，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恰恰就是这样的产物。

那么，在市场中，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自然的人应该如何发展？政府与个人应该如何协调一致谋求发展？上面这张图已经反映了其内在逻辑，我们以后会逐渐展开。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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