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得见历史，放眼才能望到前程。我们应该铭记失败者的教训，同时也不阻碍我们去颂扬他们曾经的辉煌以及鞭责他们曾经的罪过。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感激于将这一切如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记录者，谢谢吴晓波！
文：李叶平；文章来源：闲听花开
政商博弈：一道高空走钢丝的题
这道题，一直以来，企业家都在做，但做得好的，估计不多，因为太难，做不好，摔下来便是粉身碎骨。
我们不妨将历史回翻。纵观从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的中国企业发展简史，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中，政商之间的博弈从未间断，或者说一直维系其中，令人无比深刻。“两淮提引案”是清代官商博弈的生动案例。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一书说：“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这种官商之间的博弈，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工商业文明早慧而晚熟的原因之一。
重新将历史翻回十几年前：
——2001年，健力宝经营业绩下跌到31亿元，上缴政府的利税也从1亿元降到2000万左右。7月，三水市政府召开健力宝转制工作联席会议，九成与会官员主张卖掉健力宝，但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到2002年1月15日，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功败垂成的李经纬如一匹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会场一角，难掩一脸的落寞神情。第二天，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新闻网站和财经媒体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2001年，华晨的仰融，把与罗孚合资的项目放到了浙江宁波。此举，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宁波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套企业众多，而且宁波市政府支持力度很大，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甚至还允许仰融参股投资宁波跨海大桥，而这个项目据称将带来上百亿元的现金流……但此举，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则是想“趁乱溜走”。因为辽宁省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他们自然希望仰融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甚至是“为了华晨，连买裤衩的钱都垫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仰融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在东北官员看来，这无异于背叛。仰融在商业上的才华可谓惊人，但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却无所适从，甚至失去理智，最终导致在事业的颠峰时刻徒然坠落，令人扼腕。
——科龙的老总潘宁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
“在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密切其实远远超出一般学者的想象。这不仅仅是寻租牟利的问题，而是由中国经济的变革逻辑所造成的。华晨、德隆、格林柯尔、铁本、三九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气息。在很多时候，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轨迹。”对抗型、依赖型、滥用型、借用型、若即若离型，是吴晓波总结的政商博弈的几种形态。（《大败局Ⅱ·华晨：“拯救者”出局》P150）
步步高创办人段永平说：“做企业就如同高台跳水，动作越少越安全。”这对于政商博弈来说，是一个精辟概括。“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大败局Ⅱ·铁本：钢铁之死》P187）
三株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天才”。他们的“葵花宝典”是绝密的“利益共同体”理论（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体制转型期的中国，一家企业如果没有与政府部门取得并保存一种协调性的关系，那将是非常难壮大的。反之，如果过于亲密，也可能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灾难。他们甚至明确要求地区的营销部门要与所在的省与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医药管理局建立“经济共同体关系”，还明确提出“让基层卫生局做我们的代理商”的工作目标。吴思伟对“利益共同体”作过这样的阐述：“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晚清直到民国就是一个官商结合的经济，现在正开始着第二次官商结合，公私合营也合进去了，民国是官商结合，到现在又出现了官商合营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改革，要求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有自己的利益，即便没有这个，它也需要有自己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所以现在是官商结合的又一个年代。企业想要蓬勃地发展，必须与官方结合起来，政府在合法的前提下倾注全力给你支持，它给你支持还是漠视不管，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此阐述可谓精辟入木。三株营销企划中心在1995年5月发给各地区部门负责人的全传真件中曾这样说：“总部要求加强社会环境建设，搞卫生厅、药政处、卫生局、药政科是近期工作重点。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巧妙和形式，去与他们搞关系，共建、合作、宣传药政法10周年等等……此项工作是重点之重点！！”（《大败局Ⅰ·三株：“帝国”为何如此脆弱》P187）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恐怕其他企业从来没有走得这么近，走得这么深入，几乎是亲人般，细想之下，有点恐怖。
被誉为“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的鲁冠球，算得上是中国政治色彩最浓重的企业家之一。他深谙一个道理：一位大企业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的政治羽毛，在政治话语上拒绝进行任何冒险。他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社会观察始终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而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基本上与他所经营的企业利益无关。（《大败局Ⅰ·南德：一个“堂吉诃德”的中国版本》P245）
“企业家离政治多远才安全”或者说“企业家离政治多近才安全”。在今天的中国，一位企业经营者要远离——甚至彻底远离——政治也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只要他决意舍弃某些资源和利益并打算为远离而支付代价。关键在于，经营者既想通过接近政治而获取某些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另一方面又不想成为政治的附庸物，那么，如何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近中的距离”，便成为一门甚难言传的“艺术”了。张维迎教授认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经营问题，而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北斗集团的任志田则认为，在中国，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很危险的，搞得越大越危险。（《大败局Ⅰ·南德：一个“堂吉诃德”的中国版本》P259）作为政商博弈最高境界的“若即若离”型，就象九阴真经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所以，绝顶高手永远寥寥无几。
结语
“一场伟大的爱情，并不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为注脚，有时候甚至还相反。一位绝世的武士可能死于一场宵小之辈的阴谋，但这并不妨碍他英名永存。即使是一位诗人或小说家，只要他们一生的某个时刻创作出一首或者一部伟大的著作，便可以站在那里永久地受人敬仰。可是作为一位企业家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大败局Ⅱ·顺驰：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P171）
回头看得见历史，放眼才能望到前程。我们应该铭记失败者的教训，同时也不阻碍我们去颂扬他们曾经的辉煌以及鞭责他们曾经的罪过。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感激于将这一切如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记录者，谢谢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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