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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乔治·索罗斯——美国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在即将于7月9日出版的《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题为“与中国合作避免世界大战”的文章。

这篇长达4000个英文单词的长文指出,美国需要与中国交好,如果中美合作无法达成,美国就会以对抗中俄军事联盟为由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这显然是下策。

以下为澎湃新闻对此文的编译,有删节。

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呈现颓势。自冷战以后,联合国对频发的国际冲突束手无策。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Copenhage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没有对世界碳排放形成有效约束,反而引发了各国的利益角逐。

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94年以后就没有成就任何大型订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合法性因其不称职的监管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20国集团(G20)现在似乎也偏离了原有的方向。

在各个领域中,国家利益、宗派利益、商业利益等等都比全球的共同利益重要。

原本旨在维持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反而将全球推入了混乱之中。

政治领域中,全球地方冲突频发。如果这些冲突彼此独立,那么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

然而,这些冲突背后其实有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场冲突中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场冲突中的掠夺者。

比如,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和伊朗政府为什叶派掌权的叙利亚政府提供支持,导致了危机的恶化。

沙特阿拉伯在背后为逊尼派主导的武装组织提供资金,而伊朗为了报复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支持胡塞叛乱武装。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Bibi Netanyahu)曾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反对伊朗核协定。在这么反复的冲突之下,国际合作难以施加积极的影响。

而在经济领域中,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

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那么,这些中国主导的经济组织会同样陷入混乱还是会开辟一条新路寻求国际合作呢?

由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相互关联,这些新组织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将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为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此外美国如何回应也是关键。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建立一个战略合作关系,这将有效防止世界两大强国敌对,避免又一次“冷战”或世界大战。

是什么导致了如今国际的混乱局面?冷战期间,世界由苏联和美国两大强国主导。

鉴于共同毁灭原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危险性,苏美都小心把控着各自的同盟国,避免两大阵营发出冲突引发战争。

共同毁灭原则(被称为“恐怖平衡”)是一种“互相摧毁”性质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对立的两方中如果有一方使用核武器,则两方同归于尽。

事件表明,尽管共同毁灭原则引发了不少地方冲突,但是它有效避免了世界大战的发生。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甚至有机会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可是,美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领导权一直没有成熟的看法。

冷战之后,美国独大。美国两大党派都强调美国的霸权地位,却忽略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直到1997年,美国新保守派提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力量谋取国家利益,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囊团,旨在加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但是,该智囊团使用了错误的策略,统治世界不能只靠军事力量。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起伊拉克战争,但是由于发起战争的理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美国失去了领导力。

“新美国世纪工程”从成立到解散维持了10年,时间跨度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计划”(Thousand-Year Reich)差不多。

与在政治领域的踌躇相反,美国对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有着明确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0年代,美英两国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支持来自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有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执行者。与新保守派崇尚军事力量不同,华盛顿共识更巧妙地使国际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相互妥协。

的确,华盛顿共识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中有很深的根基。

著名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议发行一种全球通用的货币——“Bancor”,但是美国还是坚持以美元为世界流通货币。

这就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动物庄园》中的一句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华盛顿共识主张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在1990年代末,为了强迫资本账户开放,使货币自由兑换,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更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

当然,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华盛顿共识准许了资本自由流通,使得资本可以避开税收和限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打了一场胜仗。

然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已经被证明有误,不受限制的自由金融市场是天生不稳定的,它只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不会维持世界资源分配的平衡。

这一点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丧失了世界政治的领导地位,华盛顿共识也走向衰落。

华盛顿共识引起的政治经济的崩溃率先在欧盟地区爆发,然后逐渐蔓延至全球。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却能够独善其身。

的确,中国的金融系统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际体系的,主要由中国政府管控。

因此,在政府的调控下,中国各大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大量的贷款,来抵消外需跌落带来的冲击。

现在,中国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并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当然,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弱的“发动机”,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力量开始进军国际,世界经济的增长仍然缓慢。

本次,世界之所以能避免全球性的大萧条,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从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吸取了经验。

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挥之不去的政治偏见限制了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中国除外)。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 即通过出售债券向经济注入大量的资金。

此举防止了“有效需求”(可给企业带去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进一步减少,进而避免了经济危机蔓延至全球。

2008年金融危机间接引发了欧债危机。欧元体系并不完整,虽然欧元有自己的中央银行,但是没有自己的统一金库。

欧元的管理者们知道这一缺陷,但是仍然以为等缺陷浮出水面后,再用政治力量将其完善也为时不晚。

这就是欧盟的运作模式——明知当下的政策不完善,还是要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进行调整。

不幸的是,欧洲的政治环境在1999年到2008年之间有了很大变化。二战结束后,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开始推行欧洲一体化,从而帮助德国重新统一。

但是,重新统一德国需要巨大的代价,德国民众也不希望承担任何的额外支出。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宣布任何重要的金融机构都不允许破产。

德国总理默克尔顺从民意表示,造成金融危机的责任应该由个别国家独立承担,而不该由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

也就是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欧盟才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共有的“金库”,为出现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

这也是欧债危机的开端。希腊、意大利和冰岛的财政危机就是欧债危机的变体。

紧随其后,欧债危机演化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国家间的借贷使得欧盟从一个各成员平等自愿的联盟体变成了债主和债务人关系。

这样的关系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平等的,并且使欧洲各国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欧盟的成立是国际管理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然而,在2008年后,欧盟开始专注于欧洲内部问题,无心参与全球经济建设。

同样,美国也将重点放在了国内。美国与欧盟的“内向型”政策使国际合作出现衰退。

由于西方是国际秩序的主导,他们日渐衰弱的影响力使国际管理出现权力真空。

这也导致一些地方势力企图利用军事力量填补这一空缺,因此军事冲突开始频繁出现,从中东一直蔓延到亚洲、非洲甚至欧洲部分地区。

其中,普京领导的俄罗斯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分裂,对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

似乎欧洲和美国的民众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

普京希望搞垮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使其陷入混乱,进而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经济援助。

普京的意图从俄罗斯两次与乌克兰达成同伙协议中可见一斑,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这场战争本是稳操胜券的。

现在,普京正试图利用乌克兰撩拨国际上的各个政治力量,并且在欧盟地区获得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威胁的严重程度与欧洲力量衰弱的程度紧密相关。

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欧洲已经是一片混乱,同时欧洲还要面临5大威胁:

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英国脱欧。欧盟是否能生存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管理同样脆弱,世界很可能被分化成几个竞争的阵营。

目前,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金融组织,包括: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 Initiative),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前身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这些金融机构与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有部分重叠。两方阵营的矛盾是否会激化取决于中国如何完成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回应。

在这个问题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该组织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共识的协议,但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股东——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导权,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

这种做法是缺少远见的,他们无视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虽然大股东们不愿让出他们的控制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有机会成为两大阵营间的桥梁。

2015年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对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构成进行复核,届时人民币有望成为储备货币。

特别提款权是一个国际资产储存单位,1969年由国际货币组织创设,作为成员国官方储备的补充。

目前,人民币还没有被特别提款权认可,其资格评估机制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

事实上,日元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时,日元还没有被广泛交易;法郎被纳入时,法国资本账户还被严格控制着。

经历了多次变更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标准有两个:1.该国是出口大国,2.该国的货币可自由流通。

这两个标准常常被误解是强迫资本账户开放,放宽汇率的灵活性。然而,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曾囊括了不具备资本账户开放的货币。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争取使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公开表示,人民币不会再被低估,它寻求的是一个稳健的改革,可帮助特别提款权更好地实现该组织的功能,维护中国经济稳定,而不是追求彻底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接纳人民币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能做出让步,给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一扇门,那么未来人民币就可能能够与美元匹敌。

当然作为交换,中国也要做出一些让步。大国之间的博弈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得益不代表另一方会有损失。

中国希望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不是为了打击美国,而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当然中国也有希望人民币能够取代美元。

如今,中国希望通过开放金融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正试图加强国债市场,向外资开放,从而帮助地方政府清除负债。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而转型的成功将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美国若将中美关系视为一场“零和”游戏,这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换句话说,美国没有与中国谈判的筹码。美国若执意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就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如果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失败,可能会引发对外冲突,以保证内部的团结。到时,中国可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军事上。

不夸张地说,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可能升级为军事对抗,甚至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确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投入迅猛增长,而美国的军事预算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然而,以中俄联盟目前的实力若要和美国直接对抗,可能还需要等上10年。现在担心中美俄引发世界混战为时尚早。

现在,中美不得不寻求共识,互相合作,因为除此以外无路可走。两国合作对双方都有深远的好处。

最近,中美两方达成的气候保护政策就是一个突破。

这样的合作可能会延伸至能源、金融和经济领域,进而降低中俄军事合作对美国造成的危机感,减少世界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2013年访美期间,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努力共创“新型大国关系”,并引起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

奥巴马总统应该将中国和俄罗斯分开对待,毕竟俄罗斯推崇霸权而轻蔑法治,而中国对规定的条约义务有起码的尊重。

美国应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应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鼓励中国一同避免战乱。

这样的提议会得到中国积极的回应。 中美之间竞争无法避免,但是这应该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从而避免军事摩擦。

当然,中美就战略合作达成共识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两国的政治体系有极大的差异。

美国崇尚个人自由,而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就是由强权政治领导,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社交媒体开发的领跑者,而中国则是信息监督技术的领跑者。

两国的差异在其对待信息流通的态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在西方,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信息得以横向传播,而中国的信息传播是纵向的。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更接近上层的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也享受更大的话语权。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架构同样赋予人自我提升,和一定的个人自由。

因此,中国的体制仍然吸引了很多尖端人才。当然,这些自由还是有限度的,一些触及底线的人会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也体现了两国政治和社会系统上的差异。

习近平的“中国梦”更强调年轻人为振兴国家做贡献,而“美国梦”则更强调年轻人突破社会惯例,偏见或者强权的压制,为个人争取向上的机会和财富。美国希望中国遵从美国价值观,而中国对此十分排斥。

这一点,中国与俄罗斯更加相近,两国都认为自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受害者。美国则对中国的一些表现十分不满。

认识到这些差异后,美国应该拿出诚意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且还要明确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冲突所在。

美国应该双管齐下,有共同利益则邀请合作,有利益冲突则逐一商榷。

中美能够合作的领域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广泛。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完成金融改革对两国都有利。

改革的成功将鼓舞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让中国放宽一些现有的管制,甚至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行动广受好评,坚持下去,美国会十分愿意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美之间的协商将一直持续到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一事列入议程。

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亲赴美国为此事做最后的准备。最后的决定将会在2016年公布。

之后,中国还将举办G20峰会,同年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

中美战略合作的美好前景将调动起两国渴望国际合作的政治力量的热情。

如果中美合作无法达成,美国就会以对抗中俄军事合作为由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

比起和中国合作,这显然是下策。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很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冷战”,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下美国的环太平洋贸易区计划和环大西洋贸易区计划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合作计划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反中国联盟。

奥巴马要求国会给他六年时间协商该贸易区计划。如果该提案进入快速通道,国会就无法提出修正案。

目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在白宫接受审理。如果该法案获得白宫批准,习近平可能会在2016年9月访美期间面临巨大的挑战。

环太平洋贸易区计划和环大西洋贸易区计划是美国针对中国在南海行动的回击,这将让中美合作的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现在,人们只能盼望美国白宫不会批准该法案进入快速通道,这样众议院还有时间对法案进行修正。

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奥巴马或许还能向中国发出一个有诚意的战略合作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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