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古代“大骗术”！皇帝官员都有份…

本文来源于网罗财经，摘编自《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由期乐会（ID：qlhclub）编辑，感谢作者分享，版权属于原作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骗术，种类繁多。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中国早期骗术的施行，多见于政治生活中。以后随着城镇都市的繁荣兴旺，骗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活动的舞台。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又为骗术的生成与施行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

君王行骗

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王论》中指出：“一个君王，如果想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尽管帝王君主具备形形色色的个人品质，未可一言以蔽之，但却不得不运用权术（包括骗术）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西汉高祖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刘邦发迹以前，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骗棍，以至于他父亲都忍不住骂他无赖。元人雎景臣在元曲《高祖还乡》中对此作过精彩生动的描述，说他少时替人“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他本是私生子，登皇位后以其母与蛟龙交感而生的鬼话欺骗天下，而从此正史中也堂而皇之地记录了他这些骗人的鬼话。

一部二十五史中，为皇帝登位作欺骗宣传的种种“奇言异行”俯拾即是：

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在他头上笼罩终日；

开创刘宋王朝的武帝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长大后经常有小龙随从；

南齐高帝萧道成，身上遍体麟纹；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娘胎中就每夜有红光照室，出生后身体特征除像萧道成一样有遍体麟纹之外，还有重叠的脚跟；

北周文帝宇文泰，出生时有黑气笼罩，背上有盘龙形黑痣；

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赫然有一个“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三天后才离开；

后梁太祖朱温平时睡觉时，常常会像《白蛇传》中的白娘子那样化为一条蛇，不过颜色是赤红的；

后唐李克用，出生时有虹光照耀，白气充庭，井水一下子溢出井口；

后周太祖郭威，出生时不仅红光照室，而且还有阵阵炉炭爆烈、星火四溅。他熟睡时，又常有彩色小虺在鼻孔中爬进爬出；

辽太宗耶律德光，出生时有黑云覆帐、火光照耀，并伴有阵阵雷声；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异香溢庭，遍体金色形同罗汉，三日后始退……

上述“奇迹”的来源无非有两个：其一是“领袖人物”在成大事过程中为了招揽众人而故意编造的；其二是皇帝登位后为增加天子的“灵圣光焰”而伪造的。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这种骗术屡见不鲜，有时候还真管用。

臣僚行骗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臣僚行骗是最为常见的事实。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主要的却无非是因为臣僚群体地位的特殊。

臣僚对君王负责，荣辱兴衰乃至身家性命都系于今上一人，固宠是第一要义；臣僚又必须管理好治下比自己更小的官僚和治民，所以又须“取信”于民；另外，官场“此上彼下”的升迁总在进行，对同僚必须防备，适时进击，“无毒不丈夫”的信念促使着种种骗术的诞生。臣僚行骗的对象各异，有的是君王，有的是臣僚，有的是黎民百姓。

1、假诏登基

《史记》记载了秦朝赵高和李斯合谋欺骗天下，假诏立秦二世的骗局经过：

秦始皇已病得奄奄一息，于是便写了一封书信给公子扶苏，文中说：“我的丧事要在咸阳都城办理，丧葬也要在咸阳选址办理。”书信已经封好了，在中车府令赵高处加盖玺符印时被赵高截留，没有给使者。

七月丙寅之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崩驾，丞相李斯因为考虑到皇上驾崩于遥远的巡游之地，害怕各位公子为争夺皇位起内讧，更害怕天下由此大乱，于是秘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却将始皇的棺材放在凉车里，用冰镇着，始皇宠幸的宦官仍然一起乘车，皇上的饮食仍照一仍其旧，每日定时奉上。

群臣百官也仍然像往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官宦则从韫凉车中批准其所奏诸事。惟独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身旁亲信五六个宦官知道皇上已死。

赵高曾经教授过胡亥写字和有关监狱法律方面的知识，故而胡亥很是宠幸他。于是，赵高便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策划将秦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书信撕毁，而造假诏书说始皇在沙丘致遗诏给丞相李斯，命令他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又假造诏书数落公子扶苏、将军蒙恬的诸多罪状，将其赐死。

车队继续前进，经过井陉抵达九原。车队回到咸阳后才发丧，太子胡亥继承皇位，是为秦二世。九月，秦始皇葬于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类似于此的骗术，清代雍正帝也曾采用，也是君臣合谋，假诏登位。

2、王莽嫁女

王莽主谋立汉平帝即位以后，他本人被封为“安汉公”，他为了巩固权势，想把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便向太后奏请广选王公列侯的嫡生女入宫，太后听从了王莽的建议，下令将选后之事交付有关官署办理，登记入选诸女姓名时，王莽发现其中的女孩多数品德、容貌都在自己女儿之上，心里很害怕女儿会落选，便心生一计。

他故作姿态，欺骗太后说：“臣的女儿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品德，才学也很平平，不应该和其他女子一起竞选。”太后由此认为王莽出于至诚，表示谦恭礼让，主动放弃女儿争当皇后，于是下了一道诏令：“王莽的女儿放弃了竞争，不要选她了！”这道诏令一出，天下文臣武将、黎民苍生都认为王莽是真的谦让，口碑很好。

这时，王莽派一批手下游说地方官吏，带动庶民百姓纷纷上书：“请选安汉公之女入宫做皇后，母仪天下。”王莽又故意再次向太后上书，表示坚辞，还派出官员到各地劝阻，让地方官员不要上书劝立女儿立后了，结果上书反而越来越多了。

太后不得已，只得把王莽女儿列在被选之列。众官员又上书，说要立王莽女儿为后，王莽看时机成熟，于是上书说：“请派大臣见臣女一面，空口无凭，眼见为实。”于是太后遣长乐宫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大臣前往纳彩并面见王氏女儿，事后回奏称：“安汉公之女品德端正，生有窈窕容貌，应当受大命，继正统，为天下国母。”

元始四年四月，王莽之女被宣布立为皇后。王莽的这种骗术很高明，局面布置得很大，参与的人数也很多，他的手下心腹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3、安禄山“尽孝”

臣僚对君王一般情况下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骗，更多的表现为“诡辞媚上”，骗君王于“谄言佞行”之中。

如唐朝安禄山常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以掩饰他的奸巧狡诈。有一次，唐太宗命令他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见了太子并不叩拜，侍从们一旁指点他，说这是太子，理应下拜。安禄山说：“我不懂大唐朝廷的礼仪，请问太子是个多大的官？”玄宗说：“我百年之后要传位与他。”安禄山于是谢罪说：“臣罪该万死，我只知陛下而不知太子。”再拜而退。

当时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迷恋得唐玄宗不理朝政，安禄山便有心投靠杨贵妃，拜她做了养母。以后安禄山拜见时，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皇上，玄宗很奇怪，便问他，安禄山说：“蕃人都是先母而后父”。由此，玄宗认为他视自己与贵妃同生身父母无异，十分高兴，哪里还能识破他篡夺李唐天下的阴谋。

假冒官家，四大奇案

1、假宗室　　

宋代赵假熹，先后冒充赵善菜长子赵汝昔、次子赵汝嘉，私刻王府印记，私置黄旗、铁鞭、拄杖，出入州府县衙，到处招摇撞骗，先后骗取官会二十余贯，珍玩器皿无数。

2、苏城骗局　　　　

事发明代苏城，一徽州商人与叔叔争夺坟地，欲买通抚台，在抚台府衙门外，被一冒充抚台侄子的人所骗，折损金银无数。

3、钱豁五行骗　　　

清代乾隆年间，钱豁五，熟读诗书，但科运不佳，后学得冒充幕友之术，行骗数省，因“骗”名鹊起，被人看重，推荐为某人正式幕僚，安排专司要职，捞足银两后，捐五品官。

4、“插天飞”行骗 

清乾隆、嘉庆时期，安徽桐城诈骗团伙绰号“插天飞”，专门侦查高级官员阴私，相机讹诈。时，一河南巡抚被人参劾，京都、省会关于他即将被处分的消息不胫而走。“插天飞”团伙来到该巡抚住宅附近，冒充有通天之能的“贝勒”，承诺打通关系，收取巡抚大量金银，得手后连夜逃跑。

平民生活中的骗术

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的行骗行为，包罗万象。

行骗的一方，既有专靠行骗为生的专业骗子，也有偶起歹心的奸夫淫 妇、妖憎恶道、妓女乞儿、贪官污吏、船夫挑工、市民耕夫，贩夫走卒；防骗的一方（往往是受骗者），大多是明代学者李蛰所谓的“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党于市易，辛勤万状”的商人，既包括日进斗金、财大气粗 的富商，也包括小本经营、朝不保夕的小商小贩，还有广大的普通劳动者。　　

明清笔记小说中记载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行骗伎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说在明清时代远未成熟，其史传特征仍然很明显，因此，把这时期的笔记小说视为野史也未尝不可。而我们则可以从这些绝非空穴来风的文字记载中勾勒出当时行骗的大概景观。冯梦龙的《三言》与凌蒙初的《二拍》，记载了明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骗局，可以说是文学形态的骗术大全。

真正对骗术进行归类研究的专著，在明代当以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最为著名，该书共４卷，分为24卷84则，每 一则都讲述了一个行骗故事，虽然这部书的体裁被学者认定为是笔记小说，但另外的学者却认为，“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是真正的虚构想象之作，而是根据当时的传闻加工润色而成的，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也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

因此，该书所列诸多骗局及骗术，完全可以用作本节例子，其真实性如何不必花太多精力去考求， 某种意义上说，张应俞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真实”。

中国传统社会“骗文化”的根源

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骗子往往被认同为与官僚、富人作对并取得了胜利的形象，因此对骗子文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漫长绵延的历史领域，不能不惊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骗术的波云诡谲。成千上万个骗局的施行，给中国社会、政治造成了种种混乱局面，无以数计的骗子在得逞后洋洋自得，无以数计的受骗者在被骗后捶胸顿足、痛哭淋漓。

对此，有如下两个问题发人深思：第一，中国骗术的文化生存土壤是什么？第二，中国骗子文化对整体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哪些？中国骗术的文化生存土壤是什么？或者说中国骗术何以能广泛地施行？弄清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骗术体认的第一步。

1、中国传统社会是非法治化的社会，从而给行骗者造成了可乘之机；同时，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也容易对骗术失去警惕之心。

2、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倾轧的残酷性，也是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吏卒、小民行骗的现实条件。

在前文已列举的不少君王行骗、将相行骗的例证，大抵而言，开国君王莫不机敏自谋，善于在收买人心，策反敌将、行兵讲武、用人治国方面施行骗术。君王起事之际，善于行骗，而一旦登临大统，为了永固王位，使到手的江山不至于“易为他姓”，君王也必须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屡施骗术，比如使臣僚争宠、互相监督、安插密探、势力平衡等等，都是君王惯用的“招数”。

将相臣僚为了免于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在政治倾轧中更须时时清醒，虽然他们“饱读圣贤书”，但是圣贤的主张毕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残酷的政治“绞肉机”面前，他们不得不屡施骗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他人，虽然他们口头上仍不忘时时提及“往昔先贤”。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骗术高明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宠儿”，真正浸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其实是群体意义上的受骗者。

3．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骗子往往被认同为与官僚、富人作对并取得了胜利的形象，因此对骗子文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害最深、生活最为艰难的群体是广大农民阶层，他们的痛苦与冤屈无处诉说，于是在民间文化中消解痛苦与冤屈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迄今仍在民间流传的阿凡提、贱三爷等人物故事中，其主人公往往是聪明的、智慧的、善于与坏人作斗争并能取得胜利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与正统文化相对应，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具备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民间文化的“非官方”、“非正统”的立场，民间文化的“反抗威压”、“官逼民反”的心理暗示力决定了所有“民间英雄”都具有善于愚弄官府、欺骗朝廷命官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官府、富人看来是“惯骗”、是“巨猾”骗子的人物群体，往往在民间被视为智慧与勇敢的化身。这样，中国的民间文化便对骗子文化体现了相当的包容性。 

4、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贫穷，也是骗子大量涌现的原因之一。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西汉晁错也说：“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晋刘颂说：“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

司马光说：“贫民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饥谨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

由上列论述可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乏见微知著者，他们对贫穷与“盗贼”关系的论述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是他们指出了贫穷是产生“盗贼”的原因之一，却是持论公允的。在前文已经列举的社会生活中的行骗行为，绝大多数的骗子出身都很卑微贫穷，可见贫穷是骗子大量产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