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早在2014年5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士余就在一次演讲稿中提到CDS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如今刘行长走马上任为证监会主席，民众对其呼声甚高，希望其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造一个全新的资本市场。先来看看刘主席当时的那篇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士余：各位老师，校友，的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和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首次论坛。
第一，我们尊敬的吴老师昨天下午还跟我谈支付和清算在新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的重要性和她对这个问题若干从政策到技术的思考。
刚才剑阁主席讲的“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增速换档期，改革阵痛期和多种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或者说矛盾凸显期的时候，是我们当前经济金融运行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个阶段性的特征在金融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我们银行业资产质量，不良资产比例在增加的势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长周期、大跨度的顺周期带来的金融效应可以进入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大家看到2013年公布的15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核销大量不良贷款，再加上一些区域性的金融风险问题，可能去年核销的不良贷款还要多。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特别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把金融市场的发展设计好。
第二，一个健康有效的金融市场是通过识别风险、分散风险，或者说防范风险三足鼎立的架式来把实现资源有效的配置。
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当前仍然是处于深化金融改革的基础性的地位，甚至各项金融制度的设计都得经过市场的检验，都要表现为市场的有效的健康的运行，某种程度上脱离市场的金融规则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前的金融市场也有两类扭曲的现象。
第一个扭曲，是大家常说的宏观经济当中的M2跟GDP的比值，这个来讲至今为止很难说在经济学上有什么权威的解释或者它有一个内在的经济函数、金融市场参数就能推测出、推导出M2跟GDP有一个安全的比例区间，我觉得在金融学上、金融工程上找不到这个答案。但是有一个经验数据的横向比较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们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的，刚才我说经济学上这个数高和低跟风险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总的来讲高了总不如低一点儿好，而且这几年我们是在力求想调整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的比例，但是调整的效果非常不理想。所以，整个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状况近几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恶化的，这种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大家知道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还是一切信用的核心，这种融资结构的扭曲，或者说股本性融资比例在整个融资的比例始终低于15%的时候，也就是间接融资，或者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会体现在高融资成本上。大家关注的，现在融资成本高，这里面跟我们金融体系结构的扭曲，跟间接融资对经济体系风险溢价的体现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扭曲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突出的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也表现在实体经济自身的运行上。实体经济大家说行为扭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的思考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对18%的融资成本应当是厌恶型的，但是我们这个成本居然能出的去，本身说明我们实体的行为有扭曲的现象。
二是搞办金融热、担保热或者广义金融，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想办金融的时候，可能就是高烧已经影响到大脑思考能力的一种状态。
三是有些大型企业本身的财务公司本来要发挥智库职能，但是也加入了追逐利润，对集团内部加强资金管理的同时，以利润为中心，做法上我还是比较担忧的。
再就是现在的金融创新，有些方面实际上是逃避监管，包括风险拨备，保险（放心保）资本约束，包括信贷指引，包括税收这些方面，一味的讲究创新，甚至把存款搬家也当成一个简单的创新，我觉得这对全社会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正向贡献的这些创新可能还是值得思考。
第三，我想思考的就是金融市场发展和创新的一些重点。
1、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多渠道推进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这都是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的原话，这也是对我们金融工作一个最底线的要求。我理解对资本市场一个是要健康，一个是要全面，一个是要多层次。所以，纵观金融市场体系当中存在的诸类的问题，核心或者说解决这个问题的牛鼻子还是要把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非常高兴昨天晚上3.0版的国九条正式公布，这意味着中国股市资本市场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还是要在政策上下工夫，比如像大家公认的一些制度安排，还是要举政府和市场，国际和国内，境内和更外多种力量，多种资源，在中国还是要打造出几艘航母级的投行，无论是保险行业、证券行业还是银行业，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没有几支支柱，在这个行业里没有靠得住的大型的骨干，占有一定的市场集中度的，实践证明还是不行。所以，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姚刚主席是权威，我从外行看，应当要有“航母”。同时，要扩大我们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光再融资不行。
2、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还是债券市场。我想说的是这几年发展很快，发展很快的基础就是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有高度共识，推进了债券市场健康的发展。什么时候部门之间有高度共识，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市场就会发展的快一些。同时，当前大家对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的风险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儿，我的体会这个问题解决的好还是要靠债券市场的发展，对当前的地方债务和融资平台的风险的管控的问题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的予以妖魔化，我反复测算认为我们的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的负债，地方政府的负债，包括融资平台的债务，不会现有的你把它消化掉也消化不掉，将来还是要增加。大家记住总书记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已经做出了非常科学的预判，就是叫消费是基础，也有一定的消费的饱和的地方，投资还是关键，外需是支撑，在当前国际市场变幻不定的情况下，和国内消费特定的阶段性特征，投资可能仍然是关键，加大铁路投资，加大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的投资，这些方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包括下一步的市政债都还是依托于债券市场和企业融资结构的调整，债券市场还是关键。
3、我认为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的同业业务和各类的理财业务，否则的话，极易把我们的投资者，包括社会公众导向追逐短期高利，不追求长期回报，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比如公众拿钱到一家银行购买8%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再加三个点，11%走通道，通道的特权机构再加三个点，就进入实体，14%左右，这还算不错的成本，但这种层层加水，每个环节都扒皮加码的做法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毫无贡献的，而且是会把一个民族，把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带入极其带有赌博心态的短期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太会有人拿钱去买股票，因为股市有风险，买这个通道的理财、同业是稳赚不赔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时候，特别是银行的理财，一旦出了风险，好像各方面的压力就是叫刚性兑付，这个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
整治前面讲的扭曲行为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现在有些上市公司也搞所谓的理财，搞所谓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金融服务，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实际上那种理财就是在放高利贷，我觉得这跟实体公司本身的行为是非常不稳洽的。
4、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如果没有资产证券化，我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越做越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会越做越大，这对资本的需求只能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这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题目，说了好多次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执行巴塞尔3的国际标准之后，我们这么多大银行上市，如果没有资产证券化会在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融资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
第四，长期下去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形势，但资产证券化和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个衍生品，就是CDS要跟上，这个方面还需要我们监管部门达成共识，就是CDS要和金融机构的资本消耗统筹考虑。
一家银行持有和ABS相应的CDS的时候，资本的消耗上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和扣减的，否则交叉持有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对社会公众购买证券化业务都没有太大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不赞同搞ABS、CDS产品，以及适于混合物的N次方，这些方面都带有不太好的因素，容易误导社会公众，以及误导金融市场创新的方向。但是最基础的ABS+CDS还是一个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或者结构校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金融工具，这方面希望我们各方面能够进一步研究，达成共识。
第五，支持贷款市场转让市场的发展，贷款转让市场还是有利于减少金融信贷机构的资本消耗，也有利于把更多的社会资本引导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上来。将来贷款转让同样可以和CDS结合起来，和CRM这些资本缓释工具结合起来，这样各种多层次的功能定位，明确的市场层次和功能明确的市场工具相互组合就非常有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以后，我们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才能变的稳健，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也可以在金融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引导下做一些适当的降低。
我讲的还不只是宏观的方面，非常感谢剑阁邀请我做这个演讲，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精英取得更大的学术成绩，挣更多的财富。谢谢。
刘士余在演讲中提到了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并着重提到了衍生品CDS，而CDS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也是广为诟病，那么，CDS到底是个什么鬼呢？下面来看江南愤青对此的解读。
“伟大”的金融创新——CDS的前生后世。
文：江南愤青
CDS的最早出现其实是为了规避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业较为严格的资本要求而出现的，据说是1993年艾克森石油公司发生了原油泄漏而面临50亿美元的罚款，埃克森公司找到了它的金融老客户J.P.摩根银行要求贷款。但是，这笔贷款只有很低的利润，如果贷了，不仅没多少赚头，关键它会攫取摩根银行的信用额度，银行还要为这笔贷款留出大笔的资本储备金。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规定》规定，所有银行的账面都必须保留银行贷款总额8%的资本储备：每借出100美元就要留存8美元的准备金。J.P.摩根认为这一规定相当不合理，因为它的贷款都是针对可靠的企业客户和国外政府，违约率非常低，每借出100美元，就要保存8美元的准备金似乎完全是一种资源浪费。由于J.P.摩根的贷款风险几近于零，因此收益率也低。这样一来，J.P.摩根已经感到了业务发展的危机。如何既贷出这笔款，又可以不影响J.P.摩根的信用额度呢？J.P.摩根银行的金融衍生品部门，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找到了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即将创造历史的建议。
J.P.摩根提出，每年向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则承担埃克森公司这笔贷款的信贷风险，以有效保证J.P.摩根的这笔贷款没有任何风险。如果埃克森公司违约无法偿还贷款，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则承担J.P.摩根的损失；但是，如果埃克森公司没有违约而偿还贷款，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则会取得不错的收益。
欧洲重建于发展银行业认为埃克森这样的大公司，违约的可能性为零，因此会稳赚一笔担保佣金。因此答应了这笔交易。按照当时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方案，这笔贷款虽然贷给了埃克森公司，但是由于它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此，它不影响J.P.摩根公司的内部信用额度。
J.P.摩根用很小的一笔保险金大概是五百万美金付出，就获得了50亿美元的额外信用额度，这个信用额度，本来是需要4亿美元的资本金来支撑的，但J.P.摩根并没有为之准备4亿美元的资本金。可见，这个信用额度完全是依靠欧洲重建于发展银行的担保创造出来的。它的本质是银行通过购买信用保险，创造出了一笔50亿美元的贷款。
结果证明，这次发明创造给各方都带来了收益，埃克森获得了贷款，J.P.摩根获得了利息收入，而欧洲发展与重建银行则没付出什么，就轻轻松松获得了一笔保险佣金。信用违约互换（CDS）由此而来。
所以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CDS本质其实是一份违约保险合约。他可以保障你持有的债券在受到损失之后，风险可以由卖出CDS的金融机构承担，他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保险公司，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前面提到了对冲基金去银行抵押的时候，银行为什么会接受，投行为什么会持有一些CDO头寸，那是因为他们都给这些CDO购买了一些CDS合约，从而使得风险得以转移，这里的问题其实就出现了，为什么有金融机构愿意来为这些明显很垃圾的CDO承保么？因为保险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保费是固定的，但是承担的风险是无限的，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这个问题事后解释是很容易的，但是身处在那个浮躁的世界，身边不断有人发大财的年代里，要去看清楚本身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里面，我们放到后面去谈。
这里还是先谈下CDS具备的几个特殊的地方，很有意思，CDS看上去是保险，但是他跟保险是不一样的，他最早起源于目的是规避资本金要求，相当于用衍生品来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同时的确具备避险的作用，例如你持有某公司的债券，然后再买进它的CDS，你就可以通过付出一些金钱作为代价，让别人替你承担公司违约的风险。但是CDS跟传统保单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于他是没有具体的被保险的标的的，一般保险，你需要拥有被保险的东西，即保险标的。例如寿险，担保的是你的生命。火险，担保的是你的产业。你不可能没有汽车却去买汽车失窃险，没有房屋却去买房屋地震险。
但CDS不同。没有某公司债券，你也可以购买该公司债券的CDS，并支付保费给CDS卖出者。当该公司债券违约时，CDS卖出者必需偿付你的损失，仿佛就像你持有这些债券一样。还是以传统的寿险为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买一份或多份寿险，标的是我们的生命，但不能针对他人的生命买寿险。CDS则不同，和我毫不相关的人，也可以买我的寿险，因为大家认为我的工作性质危险，一旦出事，所有购买我寿险的人都将获得赔偿，所以简单把CDS看成保险，其实也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实质角度来看，保险的本质是以多数的幸运来弥补少数人的不幸，但这个业务从购买方角度来看，少数人最大损失只是保费，他并不会因为标的物出现违约而遭受损失。
但是这个特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很多机构把CDS当成了投机的工具。例如CDS可以用来做空。假如你看准某家公司的债券无法兑付本息、就要违约了，而其他人还不知道，那么你就可以大肆买进该公司债券的CDS。等到这家公司如你所料的资金周转困难时，卖给你CDS的人所偿付的金额就是你的收益，过去几年欧债危机过程中，许多人在赌希腊违约，于是购买了大量的希腊违约相关的CDS，等待希腊违约，以期获得巨额盈利，这个也直接使得很多欧洲银行面临很大的风险。
CDS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基于他是不需要你是利益相关方，就可以购买这个合同，所以CDS的数量不受标的数量的约束，只要有人愿意买就可以无限量供应，所以金融机构则拼命地销售CDS，以赚取巨额的保费收入，在次贷危机中，CDS是深度参与者主要是雷曼和AIG，前者大概持有了4400亿美元的CDS，后者大概是5000亿美元的CDS。一旦相关的债券出现违约，他们就要承担保险赔偿的责任，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危机。
当然跟他们危机正相关的可能就是一部分人提前看到了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利用CDS的具备投机功能而大赚特赚了一笔，最近一部很值得看的电影《大空头》讲述的就是通过做空在次贷危机中巨额盈利的过程，里面主要的做空工具就是CDS，他们都是有原型人物的，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产生了几个巨牛逼的人，保尔森和史蒂夫·艾斯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2006年，保尔森通过做空次级债券市场大赚37亿美元，一举超越投资大师、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而他管理的另一只规模较小的基金2007年的回报率近590%，被认为是历史上年回报率最高的对冲基金。史蒂夫·艾斯曼也是很早就看破了次贷市场隐藏的危险，并从2006年秋天开始通过购买CDS做空次贷证券。2007年9月，当华尔街因雷曼破产而陷入绝望中时，他和合伙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样的人毕竟少数，绝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却泥足深陷。
剩下的问题就是解答，为什么这种风险极大的CDS，会有金融机构愿意发行，他们脑子进水了么？事实上，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精英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群之一，说他们笨蛋典型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要解答这个命题，我们得还是仔细看看CDS的一些更细节的东西，CDS一般分为两个种类，纯粹的基于现金流担保的CDS，可以是对一家公司的债权违约保护，也可以对一揽子公司债的违约保护，很多机构喜欢CDS是因为成本低，从某个角度来看，你去购买公司债和你去给他做担保，尤其在普遍低利率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担保更划算，因为前者需要实际出资，而后者不需要，现金流还稳定，但是本质的风险其实是一样都是最终的借贷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CDS可以用来提高投资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水平。
还有一类就是结构化的CDS了，主要针对一些受到注资协议限制无法直接投资衍生品的机构投资者，一般由SPV发行保证高利息；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在次贷危机中频频露脸的synthetic CDO 基础上的CDS，就是这类CDS的典型代表了，基于CDO基础上的CDS为什么能被设计出来，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这个人叫李详林，大量次贷危机中的CDS里的模型主要数学公式高斯连接相依函数(Gaussian copula function)的发明者。
2000年他在摩根大通银行工作时，在《固定收入杂志》发表论文“联结函数的违约相关分析”（On Default Correlation：A Copula Function Approach）。论文中，李祥林巧妙借助于他在精算学和保险学以及对心碎症状的知识，试图描述和解决华尔街定量金融家最棘手的问题：违约相关性。这篇论文中论证的公式和方法，被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如此广泛地运用于风险管理和衍生产品的设计。给了当时苦于介入CDO业务，却又不敢介入的投行们一个良好的理论依据，他的模型帮助CDS的投资者在特定情况下准确计算回报、定价、计算风险及应采取什么策略以降低风险，等于为结构化的信贷衍生产品的估价和风险控制提供定量化的有效工具，有了这一风险定价公式，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到了新的无限可能，他们马上着手创造大量新的3A证券，CDS发行及成交大增。
这些高风险的衍生产品，在新的评级标准下，被包装成了高等级的3A投资品。由此使得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市场在短短的数年间出现了几何级的飞跃。2001年年底CDS的规模约9200亿美元，到2007年底飞涨到62万亿美元；CDO的规模则由2000年的275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4.7万亿美元。从债券投资者到华尔街的银行，从评级机构到监管机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李祥林的公式。很快，利用这一公式来衡量风险的方法已经在金融领域深入人心，并且帮人们赚到了大量金钱，使得任何对此公式的局限性的警告都被人们忽视了。
金融危机发生后，李祥林也曾受到一些责难，但正如李祥林的导师Prof. Harry Panjer教授所言：怪李祥林摧毁金融市场，就好像怪爱因斯坦摧毁广岛一样。他没有烧毁美国经济大厦，他只是提供了火柴。因为“他不负责整个金融界，他只是写了篇文章”。
事实上，我自己也能感觉美国对于量化的模型极为的渴望和依赖，走到硅谷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你他们有一套模型，可以有效控制风险，然后会跟你阐述很久的数学方面的问题，听得云里雾里，对于风险和不确定的极度厌恶，使得美国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期望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模型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发生，他们天然认为许多事情都可以被量化起来，可以用数字解答很多东西，譬如烹饪，他们会告诉你几分钟几秒钟放多少克盐，但是即使如此精确量化的情况下，每个厨师烧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东西是不可以被量化的。
Robert Jarrow教授说过，华尔街所有投行和金融机构的模型都是错的，此话不假。30年前的LOR就是有问题的，20年前的Black-Scholes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不是说这两个模型是错的话）。模型中都忽略了在极端市场环境下的流动性问题。10年一个轮回，次贷危机时候华尔街上的模型已然被证明问题极大，所以，在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只蝴蝶扇动下翅膀都可能引起风暴的世界里，你如何把相关和不相关的变量都计算在内？这个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大量的频繁的程序化模型背后的数字，是永远无法穿透人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人都是理性的基础上的，但是显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不理性的其实恰恰是人的本身。逻辑基础如果是错的，构建在这个之上的科学很难是科学。
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也需要发现，李的公式恰好碰到了大量的投行或者对冲基金，需要把CDO产品给寻找风险的避风港的时间同时，又有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又无处可寻找较高收益的资产进行配置，他们需要理论给他们提供依据为他们去更好的资产处提供一个极好的理论支持，而在这个时候，李出现了，所以，建立在数据模型基础上的这个CDS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在于公式本身，而在于利用公式基础上大肆包装金融产品的投行家们，没有李，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公式和理论来论证他们的合理性的。只是恰巧这次是个中国人，所以很多人后来开玩笑说李是中国埋在华尔街的卧底。
所以，真正回到最后CDS大量发行，其实也很难归咎到因为一个算法或者模型的出现，而最终其实只是市场需要一个理论而已，这个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保险公司，仅仅AIG受到了牵连，而其他保险公司并没有太多的损失？所以很难把责任推到CDS身上，所以，在很多认为CDS是臭名昭著的金融产品设计，我倒是觉得其实风险并没有想象那么高，事实上，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以贷款为证券为参照物的CDS规模，高达60万亿美元左右，而其中80%左右的CDS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银行既购买CDS，也发行CDS，这些交易都是场外交易。次贷危机对CDS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导致CDS在到期之后，金融机构不再发行，规模迅速缩减，并更加集中到一些资质高的金融机构手里。
不过，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发布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从来没有找到证据表明不规范的衍生品，尤其是信用违约互换，由于相互关联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实际上，在整个次贷危机当中，美国倒闭了近百家中等规模以上的金融机构，只有美国国际集团（AIG）是因为CDS而倒闭。
2007年年底，AIG发行在外的CDS名义总额为5800亿美元左右，与整个60万亿的名义总额相比，还是很小的。这意味着，AIG担保的参照物包括2300亿美元的公司债，1490亿美元的优先级住宅抵押贷款，此外还有780亿美元的混合了优先级与次级抵押贷款的CDO产品。而最后击倒AIG的，则是这780亿美元中的621亿美元CDO出现了问题。
在AIG被政府接管之后，根据信用违约互换，AIG向它的交易对手，付出了621亿美元，也就是以名义价值赎回了它当初为之提供信用担保的621亿美元的CDO，这些CDO中，大部分是以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为基础构造的，房价的下跌，让这些CDO的实际价值几乎归零。而贝尔斯登的倒闭，CDS都没有扮演关键角色，它们的倒闭也没有给相关的交易对手带来重要的损失。
可见，CDS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有限的，这60多万亿美元的CDS，其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牵扯进了美国次贷之中，也就是为大约1万亿美元次贷为基础构造的CDO，也就是说最多的赔付，也不过1万亿美元，由于美联储的介入，实际赔付规模在2000亿美元左右。所以，结论就是，CDS本身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危机，但是因为CDS把AIG拉了下马，于是大危机就出现了。因为CDS，2008年AIG四季度单季度亏损617亿美元，在次贷危机之前，AIG无限风光，几乎一夜之间轰然倒下，最终美联储多次方案重组将其国有化，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已经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了。这里就不多说了。造成AIG损失惨重的主要业务就是他在伦敦设立的AIGFP公司，这个公司核心业务就是为CDO产品提供CDS担保的，2008年四季度AIG整个亏损的617亿美元里，这个产品亏损400.74亿美元，在次贷危机之前，这个公司在2005年的时候给AIG的整个盈利贡献大概达到了20%左右，营业收入35亿美元左右，但是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他给AIG带来的亏损至少在七百亿美元之巨，使得AIG灭顶之灾，这里就不阐述为什么会如此了，谁也不知道，知道了的都是马后炮。
真正关键的问题是AIG自身倒闭真无所谓，美国不缺大的保险公司，关键的问题是AIG在美国市场的地位太重要，重要到了too big too fall的地位，在次贷业务之外，AIG的保险业务是当时世界保险业No1，AIG签发了8100万份保单，承保总额达1.9万亿美元。1.9万亿是什么概念呢？即美国一年GDP的13%左右，大于本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为救市扩大赤字规模的上线1.85万亿。AIG财险业务向全美18万家企业提供保险，超过一亿美国人在这些企业工作。全美有97%的“财富500强”和81%的“福布斯2000强”公司是AIG客户。如此业务规模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大。当年风闻AIG出事儿，其子公司香港友邦门前排起的长龙便是例证。迫使香港公司连夜声明维稳。
再看退休养老业务。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承担。抛开联邦统筹一块，以401退休计划为代表的企业年金和个人退休储蓄大部分进入商业保险业。AIG管理着全美670万个人账户，资产总额高达1470亿美元，其中很多账户的主人已经退休，指望这些钱养老送终。任何风吹草动，轻则给退休养老带来灾难，重则动摇全社会保障体系，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倘若国家不出面干预，导致市场过分渲染潜在危机，人们意识到退休养老有虞，可能诱发社会、政治危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美国朝野，从总统多次指责，到议会紧急立法，再到媒体口诛笔伐，一边叫骂着AIG慰平民心，一边祭出一揽子计划，拯救这个每股市值曾超100美元、最低跌到过33美分的病狗。
最关键的还有AIG手头持有的超过大量CDS如果出现违约，那么意味着几乎所有跟他交易购买了CDS的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家族基金等等都面临极大的敞口风险，最终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金融业，随时可能坍塌，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只能出面拯救，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其国有化了。
但是我前面说了，CDS的出现并非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很大程度上，CDS只是被AIG给滥用了，而由于AIG的业务地位，才使得金融系统处于动荡之中，CDS本身并不是让市场发生极大危机的根源。相比较起来，在CDS基础上，出现的合成CDO，才是真正让大量投资机构拖入噩梦的一个来源。这里面评级公司又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
